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封建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

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光返照”。

“七宗五姓”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

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盛唐时，“七宗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可谓势微言轻。

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经过唐初的战乱，山东士族元气大伤，在朝中很难有言权。

二是皇帝有意压制，李世民和武则天时期，对士族在朝中的影响多有忌惮，酷吏罗织罪名迫害世家大族的现象时有生。

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七宗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

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

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七宗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十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二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八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

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造成大量世族人士的伤亡，富饶的家园与产业也惨遭破坏，而华北世族引以为傲的贯册祖谱也流失，世族衰落，最终与庶民再无区别，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绅士阶级取代。

（本章叙述七宗五姓在唐代的影响和生存状况，七宗五姓不甘心自己的政治地位衰败，暗中培植自己的代言人，也为故事的展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