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现代使用的化肥，粪肥对农作物不良影响很小，所以自古耕种田地必用粪肥，它包含人粪、鸡粪、猪粪、牛粪等等。

甄乾还知道一种方法，就是挖个大池子，把各种动物粪便连同一些秸杆、菜根等都扔进一个巨大的粪坑里，加入尿液、水等然后盖起来酵，这类似于沼气池酵，虽然酵慢，但有机质消耗较少，渣肥和沼液都有很高的肥力，特别是沼液甚至还能充当杀虫剂使用。

这种方法都是极好的粪肥加工方法，能让粪肥转化效率更高，亩产量可以再翻倍。

后世的人一说到粪便的时候可能一脸嫌弃，但在以前农民心中那可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斯丹东爵士在其所撰的访华见闻录中写道：“中国人非常注意积肥。大批无力做其他劳动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身后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两边，到处寻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废物。……在中国农民家庭中，任何老弱残废的人都有用处，他们干不了别的劳动，但他们能积肥弄肥”；“除了家禽粪而外，中国人最重视人的尿粪…。中国人耙这种粪便积起来，里面搀进坚硬壤土做成块，在太阳下晒干。这种粪块可以作为商品卖给农民”；同时，农民“在田地里或公路道边安放一些大缸，埋在地里，供来往行人大小便。在村庄附近或公路旁边有时搭一个厕所，里面安放粪缸。在缸里面随时把一些稻草放在上层，借以阻止蒸消耗”（见《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有记载，粪便的收集始于南宋时期，在此之前，城市里也有专人收集粪便，但那都是官府为了清洁城市环境，和粪肥的利用无关。

故徐光启说：“田附廓多肥饶，以粪多故。村落中民居稠密处亦然”（见《农政全书》）。

南宋时，杭州就已有专人收集和运送城市人粪。吴自牧说杭州“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己”。

甄乾可没有跑到县城里去收集粪肥，而是在仙台村养殖了大量的牲畜，猪羊鸡鸭的粪便收集起来作为粪肥的原料，养大的猪羊鸡鸭拿到县城里卖，赚来的钱再收购粮食，产生良性循环。

由于大量的采用粪肥，仙台村的亩产达到了四石以上，不仅甄乾从中收益，而且周围的农户也跟着沾光，让甄乾在仙台村说话更有言权。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代价的，亩产四石以上，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只是土地粮食增加了几倍，但对于官员来说，意义完全不同。封建社会以农为本，亩产多少直接和官员的乌纱帽挂钩，不难想象当唐朝官员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的疯狂。

树大招风，甄乾现在还不想被朝廷盯上，暗中壮大自己的实力才是生存的根本。

甄乾不想上报朝廷，官员也不会下到乡村来视察农情，自然不会现这个升官财的好机会！

官员不知道，但不代表就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仙台村的农民看见秋收农田里沉甸甸的麦穗时，口水都流下来了。不过甄乾并没有敝帚自珍，无偿的给周围农户提供粪肥，还出钱购买猪羊鸡鸭给农户饲养，将周围农户的利益和甄乾牢牢的绑在一起。

这个时代的农民是朴实、单纯的，谁对他们好，就会义无反顾的支持他，自然不会将这个秘密告诉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