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对康熙青花做个总结。第一，从技术上讲，康熙时期的青花是最蓝的，非常漂亮，叫“翠毛蓝“。由于原料的不同，工匠技术的提高，导致康熙青花颜色非常清丽，很容易取悦于人。第二，同样是青花，康熙青花可以分出来层次，称为“墨分五色“。《陶雅》中这么记载：“其青花一色，见深见浅，有一瓶一罐而分之七色、九色之多，娇翠欲滴。“写得非常清楚，康熙青花甚至能分出九个层次。所以康熙青花在整个清朝，乃至后来到民国，到现在，都被认为是清朝青花里最好的。《陶雅》也是这样说：“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青之美者，亦可以独步本朝矣。“康熙青花虽然艳不如明朝的青花，但在清朝这个朝代里，肯定是老大。由于这些因素，收藏者一开始最容易喜欢上的，就是康熙青花。

康熙瓷器在工艺上有很大提高，对胎土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分量特别重。过去说：行家一上手，就知有没有。康熙青花用手一拎，就比较重。它的釉面也显得非常坚硬，有“紧皮亮釉“之说。这些感觉，要自己去慢慢体会。

天启、崇祯、顺治、康熙，这四朝整整一百零一年。这一个世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追赶我们的一百年，是我们平稳发展的一百年。我们当时的社会发展在全世界来说，都是空前的、领先的。这一时期的青花，实际上跟社会形态有很大关系。比如过渡期的瓷器，体现出来的思想都比较自由、解放，一切生命的状态都是呈自由倾向的。这里以瓷器上画的鸟为例，作个总结。

万历时期画的鸟，都是头冲前，扇着翅膀，像临终奔命，有点儿说：大明要完了，咱赶紧跑吧！到了天启、崇祯，鸟就不这么直飞了，它做自由飞翔状，上下左右翻舞。它这时候的心态反而轻松了，知道反正大明要完了，索性就这样了，有点儿彻底解脱的意味。到了顺治呢，这鸟立刻做回头状，飞着还要回头，少有落在枯枝上的。玩儿大发了，也得坐下来歇歇，温故而知新，总算找到一个安家落脚的地方。一进入康熙朝，这鸟就肥了。康熙的鸟都是大肚子，按理说那么大的肚子，根本飞不起来，有点儿养尊处优、贪图安逸的意思。

万历、天启、崇祯、顺治、康熙，两代五朝，我们从一只鸟就能看出当时的社会心态。康熙四十年以后，就进入了18世纪，这个世纪就是我们常说的“康乾盛世“。

康熙青花呈一种自由开放的势态，到了雍正，青花风格突变，一反康熙的青翠，变得规范起来。那么，风格突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猜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与政治有关。雍正的吏治在清代官场中力度最大。雍正上台以后谣言四起，如篡改遗诏等等，使雍正下决心整治康熙晚期遗留的历史问题，举国上下大规模清查贪污腐败、亏空钱粮、假公济私、结党怀奸等行为，雍正要求一查到底。雍正皇帝曾经对怡亲王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朕必亲自查出。“话说得非常重，振聋发聩。雍正这个态度，使清朝吏治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局面。雍正元年正月，雍正皇帝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发了十一道御旨，进行整顿。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三品以上的大员数十人，其中曹雪芹家的一个亲戚叫李煦，就是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当时雍正不是很讲理，也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你受贿，只要你管辖的这块地方经济没搞好，有亏空，你就革职回家。《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康熙晚期的时候，库银有七百万两；到雍正十三年，也就是雍正去世的时候，库银有五千多万两，增加了七八倍。

“雍正“这个名字的来历很有意思：他原来是雍亲王，正位为皇帝，所以叫“雍正“。他强调自己很正，年号代表正统。野史上猜测，说这是他心虚的表现，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年号。野史一般都说，康熙的遗诏是“传十四子“，不是“传于四子“。其实，这个说法今天很容易解释，因为“于“字当时可不是简化字，是繁体字。另外，皇帝下的诏书都是满汉两种文字，不可能连满文都给改了。

事实上，雍正是清代最为勤勉的皇帝，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皇帝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像雍正这样勤政的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雍正在位期间，不巡幸，不游猎，跟他的父亲、儿子都不一样。康熙六下江南，乾隆也是六下江南，雍正一次都没出过北京，日理万机，终年不息。他的勤勉是有数据的，我们仅以朱批为例说明。所谓朱批，就是皇帝拿红笔在上面批示过的奏折。雍正朝现存的朱批奏折（不是全部），汉文的有35000余件，满文的有6600余件，加起来有41600余件。他在位十二年零八个月，按天计是4247天，那他平均每天要批10件奏折，最少写一个字“览“，意思是我看过了；最多的，可达万言。

我说过，艺术的表现一定跟当时的政治氛围有关。雍正是一个比较刻板的人，他对瓷器产生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官窑画得很拘谨，很规范。

风格突变的第二点原因，我猜想与他的艺术修养有关。雍正登基的时候45岁，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我们从养心殿造办处的记事档中，可以看出雍正的御批要求得非常具体，一个没有艺术造诣的皇帝是要求不出来的。你自己不高，就没法要求别人。雍正强调的审美非常高，希望这种审美从外表到内涵是一致的，收敛，不张扬，所以他比较喜欢宋代瓷器。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中写到景德镇烧造大量仿古瓷器，所谓“仿古“，就是模仿宋代的官窑系统瓷器，比如仿哥窑、汝窑、钧窑等等。

雍正不太喜欢带有民间色彩的瓷器。按照今天的说法，他不怎么亲民。在康雍乾三朝里，两次有明确文件的亲民记录，一次是康熙，一次是乾隆。康熙推广《耕织图》、《棉花图》，瓷器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非常亲民。乾隆也推广《耕织图》，以及《陶冶图》，说的是怎么制陶，这些都有历史档案可查。

景德镇御窑厂到了雍正时期，变得非常完备。康熙晚期的督窑官制度的建立，到了雍正元年得到延续。雍正在位的第一年，就迅速对瓷器做出御批，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雍正青花的风格可分为两类，形象地说，是一枚硬币有两个面。第一，雍正青花直追永宣青花。我讲了，雍正上台时，他的修养与艺术造诣已经非常高了。他首先对明朝瓷器了解得透彻至极，知道明朝瓷器中最重要的青花就是永宣青花，所以他一上来就直追永宣，要把本朝的青花仿得跟永宣一模一样。雍正也获得了成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可以乱真。我甚至认为，今天世界各大博物馆里，还有一些被视为永宣的青花瓷器，有可能是雍正时期仿造的，只是我们没办法用肉眼分辨。

比如，有一个青花绶带鸟纹的大盘，盘子上画的鸟是倒挂着的，姿态活泼。这件盘子原定为是永乐的，我就很怀疑。它不是永乐的，而是雍正的，为什么呢？有两点。一、这盘子尺寸很大，直径将近60公分。从元代到明初，烧造了很多大盘子，甚至有直径70多公分的，但都有一点儿变形。要知道，盘子尺寸大，一入火，稍微有点儿应力就变形了。但这个盘子非常周正，这是一个工艺上的疑问。二、这只绶带鸟的形态不是一个常态，它倒挂着。瓷器一定会受当时绘画的影响。我们看明代的花鸟画，最有名的画家叫吕纪，他画的鸟都是常态，有的鸟都是呆呆的，比如他画的山鸡，就比较呆；偶尔画点儿奔跑的，但都是常态。那么，这只盘子上的绶带鸟是倒挂在树枝上，在追逐一个虫子。从这个鸟的动势而言，我就怀疑是清代的。为什么呢？清代有一个画家叫华嵒，华新罗，他画的鸟都是这种动势的，非常不常态。后来景德镇出土了一大批永乐时期的大盘子，没有一个是这么画的，鸟都是很正面的形象。

那么，文物鉴定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判断事物要从多角度出发，不能就事论事，要从横向、纵向，从各个方向比较，才能做出一个终极判断。

第二，雍正青花的另一风格就是淡描，首先直追成化。雍正淡描青花显然受万历铁线描的影响。“铁线描“就是用细线表现图案画。比如表现大面积颜色的时候，它不平涂，而是一道接一道地画，形成平涂的概念。

为什么不直接画成平涂呢？因为平涂需要大量颜料，那时颜料告缺，就以少充多。雍正追万历，两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万历铁线描的目的是为了省材料。雍正则是为了雅，并非追求节省材料，而是作为一个很细弱的表现形式，用很淡的色彩渲染一种艺术效果，形成一种风格。雍正并不是没有材料，青花材料有的是，他就是不愿意使，一定要把瓷器画得非常雅。他不用色块来表现一大片颜色，就是用细线。这种绘法在雍正青花中非常有特点，在官窑和民窑里都大量出现。

淡描青花所要求的技巧非常高。字写得不好的人，首先不能写笔画少的字，第一难写的就是“人“字。不信你回家试试，笔画越少越难写，笔画比较多的字就好写，容易遮丑。这个道理一样，淡描青花由于笔触非常少，所以对画工要求非常高，因为没有可遮掩的地方。你没有功力，就干不了这件事。

从雍正一朝起，官窑基本形成一个定式。比如赏瓶。赏瓶，顾名思义是赏赉之用，赏人的。赏瓶本来有一个名字，叫“玉堂春瓶“。过去皇上看谁顺眼了，谁有功了，就说：“哎，赏玉堂春瓶一对。“底下太监们就传旨：“传旨，赏玉堂春瓶一对。“到后来呢，太监当着皇帝这么说，一转身就说：“赏瓶一对。“偷懒了，把中间省去了。所以，后来这种专门用来奖掖、赏赉之用的瓶子，就叫赏瓶了。原来的本名“玉堂春“反而不叫了，忘了。原来的名字多富有诗意啊!《清档·雍正记事杂录》中有这样的记载：“雍正八年十月，奉命再将赏用瓷瓶烧造些来。“可见当时赏瓶的用量比较大，雍正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奖掖官员。你想，皇上送你一对瓶子，摆在家里多荣光啊。

雍正时期的赏瓶，目前全国就一例，现存广州文物商店，带有雍正纪年款。雍正以后，赏瓶大规模生产，保留到今天的也非常多。皇上为什么要用青花赏瓶来奖励呢？首先青花表示清廉；瓶子上画的是缠枝莲，也表示清廉。皇上用青花和莲花，暗示“为官要清廉“。赏瓶一对，不仅是奖状，而且是警示。

我在很多年前逛一家商店，看见一个半截的赏瓶，没脖子，呈一个罐状。我那时也没钱，收入很少，就问他：“这个东西多少钱？“他说：“一百二十块钱。“现在听起来，一百二十块钱，不就是吃顿饭的钱吗？但当时这一百二十块钱对我来说挺多的。我一开始真不知道它是个半截的瓶子，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罐，它那口磨得还很平。后来人家告诉我，上面那截没了，这就是一个赏瓶的下半截，我那时是第一次听说“赏瓶“这个词。可我心想：这个东西是半截的，伤残了。我就很犹豫。那人就劝我：“这个机会很难得，少了半截，钱还少很多呢！要有个脖子，就值好几千块了，这不才一百多块吗？“我就是“听人劝，吃饱饭“，把它买了。

后来我在这个赏瓶上看出了意思。我通过它对赏瓶有所了解，就是从根上开始了解。尽管它没有脖子，剩下半截也够我看的。收藏本身是件内心快乐的事，不必强求，随遇而安。你碰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尽管它是残的，但它便宜，我买得起；如果真碰上一个完好的，比如雍正的赏瓶，全国就一个，全世界就一个，要好几百万，我也买不起，就是看一眼。这种随遇而安、内心的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瓷器生产为什么在这时形成一个高峰呢？主要跟当时的督陶官制度有关。康熙中期时，中央政府觉得政权已经稳固了，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开放了海禁，这些都表明国家政权非常稳固，这时就开始有心思烧造瓷器，开始关心这件事了。我们一般把康熙统治的六十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二十年是一个时期。

清初景德镇的生产萎靡不振。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开始，对历史有点儿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当时对清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景德镇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康熙十九年，清廷把这件事情搞定以后，景德镇开始复烧官窑。最早应该就是在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恢复。这时，政府陆续派督陶官去景德镇。第一拨人，是康熙二十二年由工部派下去的，这里面最有名的是臧应选。当时臧应选不是专门为督窑这件事去的，他管着好几个省，今天说来是很大的官了，督陶官只是他的一个兼职。但我们可以想象，让管几个省的大官，管一件烧窑的事，那说起来烧窑也不是一件小事了，可见皇上的重视程度。

臧应选被派到景德镇以后，首先明确了中央政府的一个态度，也就是皇上什么态度。当时御窑厂专门给宫廷提供日用瓷以及艺术瓷，首要是日用瓷。只有生活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才会对艺术品感兴趣；你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时候，肯定对艺术品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那么，御窑厂首先就提供日用品，比如盘子、碗、杯，各种实用的东西，后来才慢慢加上陈设瓷。

督陶官被派到景德镇以后，立刻就把当地最优秀的工人、最好的工作环境都结合在一起，其推动力量非常大。从康熙十九年起，清廷先后派遣的督陶官不算太少。康熙时期，最有名的就是臧应选、郎廷极。我们将来讲单色釉的时候，会讲到郎窑。雍正时期，最有名的是年希尧、唐英。唐英是雍正、乾隆两朝权力最大的督陶官，而且他是专职的，跟臧应选的兼职有所不同。《清史稿》这样记载：“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官内务府员外郎，直养心殿。雍正六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唐英，唐俊公，他是在旗的八旗人，当时在养心殿值任。雍正六年，把他直接派到景德镇去了。

唐英这个人，我们应该对他有所了解。他的出身是内务府包衣，说白了就是皇上的家奴，16岁就进宫服务。他的出身和少年入宫的经历，形成了他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性格。你想，在宫廷里做事，出身又没有那么高贵，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性格。唐英是严格按照上方的旨意办事，皇上让他怎么着，他一定怎么着，甚至要做得更好。他挖空心思，要把瓷器烧好，要取悦于皇上。

唐英到景德镇的头三年，就是雍正六年到九年，跟窑工吃喝住都在一起，天天琢磨，终于由一个外行变成内行。乾隆八年，唐英在景德镇主持绘制了《陶冶图》二十开，从采石制泥、淘炼泥土到束草装桶、祈神酬愿，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全部用画稿呈现。唐英给二十幅画都题了字，画不是他画的，字是他题的。《陶冶图》把制瓷工艺做了总结，这个工艺不仅仅有工艺学的特征，还有社会学的特征。比如最后一个章节就叫“祈神酬愿“，其实跟烧造没多大关系了，就是把瓷器都烧好以后，做很多仪式。因为烧窑是件很难的事，有时要靠天吃饭，你刚点上火，这边一下雨，一闷，可能就烧不好了，所以要祈神酬愿。所谓“束草装桶“呢，就是当时的包装，拿草把瓷器缠得紧紧的，装到木桶里，由水路运到北京。今天看，《陶冶图》是陶瓷工艺中最重要的文献。

乾隆是清代最有福气的皇帝，乃至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里，我觉得他都是最有福气的，生与死都在最好的年份。那么，他的福气体现在哪几点上呢？第一，他是盛年登基。幼主登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会受很多人的左右，没有办法下判断。乾隆25岁登基，正是人生美好的时光。他一生的体力和精力都非常旺盛，对艺术有所偏好，瓷器尤甚。第二，康熙、雍正两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乾隆的祖父和父亲打下的基础，使国家强盛安定，所以他有足够的精力和实力来经营艺术。第三，乾隆皇帝在位最久。他虽然不愿意超过他祖父在位的六十一年，但是他做了四年太上皇，一共加起来是六十四年。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活了89岁。还有一点，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花钱最多的皇帝。他在位时间长，国家富足，能大把大把地花钱。

乾隆说自己是“十全老人“，他有十大武功，六次南巡，经营一个硕大的圆明园，称为“万园之园“，觉得自己守住了祖业。乾隆晚年的时候，在故宫召开千叟宴，全国各地70岁以上有德行的老人，都可以来这儿赴宴。最远的一位一年前就启程，为了吃这顿饭，走了一年到北京，吃完饭走回去，又是一年。这是真事儿，当时从海南走过来就得一年。吃饭的时候，乾隆很高兴，看到这么多老年人，说明国家兴旺啊！他对老年人很关心，每人发了一个御赐养老牌，十两白银。这块养老牌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但大部分人回去就给使了，花了当银子用了，如果能留到今天，非常有价值。我曾经见过一块，可惜没买。

乾隆当时对百姓的这种养老的态度，跟我们今天很相似。我看新闻里说，国家又给提高了养老金数额。对老年人的态度，表明了中央政府的态度。

那么，反映在瓷器上，乾隆和康熙时期有什么区别呢？到了乾隆盛世，有些改变非常有意思。当时瓷器上最爱画的画面是“渔乐图“。康熙时期渔乐图，一般都画捕鱼，比如撒网，用各种渔具想法出击；而乾隆时期画的渔乐图，一般都是钓鱼，是等待。康熙的时候是享受成果，乾隆的时候是享受过程。

今天很多人也钓鱼，但跟二十年前的钓鱼一点儿都不一样。今天钓鱼，大部分人都不是为了“鱼“，是为了“钓“，为了这个乐趣。二十年前，钓鱼还真是为了“鱼“，都是相声里说的“二儿他妈妈，拿大木盆来“！目的都是要吃鱼。今天不一样，我的朋友钓完鱼就追着我说：“哎呀，我这鱼钓多了，都给你吧！“我说：“那你钓那么多干嘛？钓多了我也吃不了。“朋友就说：“哎，这不是个乐趣嘛。“他是这个态度，不是想要那鱼。历史上也是一样，乾隆盛世的时候，钓鱼的画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富足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