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是清朝最昏庸的皇帝。我说他昏庸，是他成年以后昏庸。同治是幼年登基，成年以后刚想干事，死了，才19岁。光绪也是幼年登基，他后来很想展现自己的才华，只不过被慈禧罩着，压抑着，所以不成。咸丰是20岁登基，活到31岁，这十一年都干什么了？咸丰对艺术没什么追求，他比较喜欢女色。后来到承德避暑山庄，他临死前还召了很多宫女在那儿伺候他。咸丰最有名的事，也就是和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女人-慈禧有关系。

咸丰在位的时间，应该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第一，鸦片战争的后果他要承担，包括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在位这十几年，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像《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平等的条约。第二，太平天国运动贯穿他统治的始终，令他产生极大的压力。再有，就是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

由于上述原因，景德镇被迫停烧，咸丰的瓷器就极少。从收藏角度上讲，反而凸显价值。为什么？少！带有“大清咸丰年制“款的瓷器特别少，跟前面的嘉庆、道光，后面的同治、光绪，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他是一，别人都是百。

咸丰青花的特点就是非常细弱。咸丰时期不管画什么，都变得没有力量。比如同样画棵树，清初画的树都非常虬劲有力，咸丰时画的树就像舞台上搭的背景，一个纸片插在那儿，是棵半死不活的树。咸丰时画匹马，我老说像马戏团刚演完戏的马，出来都蔫了，没有生机。雍正那时画的山就是山，树就是树，动物就是动物。咸丰呢，什么都是一张纸。那么，咸丰一朝是不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弱点呢？知道。所有窑工都知道：我们不抵祖上了，我们不如雍正，只好照着雍正那样画吧。所以在咸丰一朝，仿了大量雍正的瓷器，底下写“大清雍正年制“，写祖上的款，不写自己的款。但你一看，就是个模仿秀，怎么弄跟真人也不一样。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个咸丰仿雍正的青花山水瓶。他也琢磨了很久，以为是雍正的，最后交完钱兴高采烈地抱给我看。我告诉他：“你这不是雍正的，是咸丰仿的。“他一下子特别沮丧，然后说：“我恨不得给它摔了，花那么多钱当雍正买的，窝囊！“我说：“这事你也不必急，就当一个教材，将来你能跟人家说，这是咸丰仿雍正的，还学一门知识呢。“

后来他就把这个瓶子搁在盒里，塞到床底下去了，一塞就是十多年。突然有一天，他找我来了，说：“哎，我早年打眼的那瓶子特值钱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藏首先是学到知识，获得乐趣。经济上的乐趣，有时是上天给你带来的，不是你追求的。所以买错了，也没有问题，你学到了知识，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可能你当时买错了，最后也能给你带来很好的利益，那是时间在起作用。没有时间这个坐标，你不可能获得这个利益。

咸丰去世以后，中国进入一个特定时期，就是“同光中兴“，历史书上也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经济进入中国，多少也刺激了一下中国的经济。中国当时最高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可以说，同治、光绪时期，一直是她在统治着这个国家，统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

同治皇帝最早定的年号是“祺祥“，后来由于慈禧和恭亲王发动政变，杀了肃顺等人，两宫垂帘听政，共同治理，所以改年号叫“同治“。慈禧太后能统治如此长的时间，不是一个偶然。我们不能说慈禧太后一无是处。作为一个女人，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中，她能够统治这个国家长达五十年，绝对不是个一般人。她具有极敏锐的政治判断力，有极强的政治才能。她赶上了同光中兴，资本主义第二次萌芽，但她当时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挽救这个国家。于是她就不断出卖主权，来换取自己统治的稳定。

这时的青花瓷已经彻底不讲艺术性了，就是按照定式去生产，日用瓷与艺术瓷的区别不大。比较一下，雍正、乾隆时期，日用瓷就是日用瓷，艺术瓷就是艺术瓷，很明确。同光时期就都一块儿用了，画的图案都差不多。但当时有一个重要的瓷器背景：粉彩的数量上来了，粉彩跟青花平分天下。我在讲元青花的时候说过，惟一可能撼动青花地位的就是粉彩。在晚清同治、光绪的时候，粉彩就对青花发起了挑战。这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局面。清朝有四个皇帝在紫禁城办的大婚，同治、光绪都是。光绪大婚的时候，提前做了很多准备。这时定烧的大婚专用瓷器，大部分都是粉彩，说明粉彩当时的社会地位比青花高。这时景德镇御窑厂也大量烧造青花祭器，为东、西两陵做准备。我们都知道，清代的皇家陵寝是清东陵、清西陵，当时陵寝中需要大量随葬品，比如青花大缸等等，所以当时政府下令大量烧造。

同光时期还有一类比较精美的官窑青花瓷器，比如“体和殿制“。体和殿，是慈禧太后住在储秀宫时用膳的地方，所以“体和殿制“的瓷器说起来都是她的餐具和日用器。慈禧太后当时要求自己用的瓷器，都要署上自己曾经住过的殿堂名，比如还有“储秀宫制“的瓷器。这些瓷器上引用了一些外来的带有点儿洋味的图案，有些立体感。再有，慈禧在50岁、60岁、70岁大寿的时候，都大量烧造赏赐用瓷。史料记载，慈禧太后50大寿的时候费银15000两，60大寿的时候费银121100两，70大寿的时候费银38500两。

中国历史上的收藏热，同光中兴到民国时期是第四次。这一次跟此前的三次有所不同，前三次都是内需，这次是外需。由于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大量吸走中国的瓷器，用各种方法使中国瓷器流向国外。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看到的中国瓷器，大部分都是从这个时期流出去的。由于这次收藏热，大量仿品出现。这时仿品的目的就是欺世，跟乾隆时期完全不同。乾隆的摹古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清末的仿古则是要牟利，为了欺世。大批西方人涌入中国，他们无法判定瓷器是哪个年代的，都是凭感觉买东西。那时候也没人教课，也没有《百家讲坛》，没有人教怎么鉴定。

那么，西方人最喜欢什么啊？“刀马人“。我讲康熙时说过，所以晚清仿了大量的“刀马人“。西方人不是喜欢吗，给他找个老的太麻烦，画一个多容易啊，得了，现画一个卖给他吧。于是当时大量仿品都流向了欧洲。我就见过一个朋友买了这么一个青花大瓶，他跟我说：“我这是去欧洲旅游时买的，不是在国内买的，这是康熙的，你看底下写着“大清康熙年制“呢！“我说：“仅此一条就错了。“因为我们能见到的凡是画刀马人物的大瓶底下，从来没写过“大清康熙年制“，一般都写明朝的年号。我告诉他这是晚清的仿品，说起来也有一百多年了。

那么，晚清跟康熙的刀马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康熙的刀马人一看就是在打仗，气势都出来了。晚清的打仗，就不太像打仗了，像戏剧片，两个人比划一下就完了。我跟那朋友说：“你这哪儿叫打仗啊，这叫打架！“另外，画得也不是很丰满，细部不注意，人物弱，布局散。

在收藏中，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你喜欢刀马人，就要知道中国历史上曾有两个时期流行刀马人。第一个时期是康熙时期，是一种创作；第二个时期是同光中兴，是一种模仿。你要知道创作和模仿之间的区别，这非常重要。

今天来看清末的仿品，质量都比较低，要让我看，一眼就能看出来。倒是如今的仿品，仿得比同光时期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信息跟今天的信息相比较，沟通能力特别差。你要想仿一个瓷器，必须得找一个原型搁这儿看着仿。今天不需要，有画册，有电脑，甚至有录像，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当时窑工没有这个条件，都是凭脑子记，见过一个差不多的，就画上了。所以，当时的信息沟通不够快捷，不够准确。我们常说：眼高手低。眼高，不一定手高；但眼低，手一定低。今天信息业的发达，导致仿品非常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过去的仿品一律做不到的。今天可以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瓷器都仿出来，能仿得非常像，就是因为信息业的发达。

清代的最后一朝-宣统，仅三年。相声里说：“宣统，就是悬着，一捅就掉下来了。“国家的动荡，使景德镇的官窑基本陷于停滞，品种很少，都是常用的赏瓶、碗、盘一类。但值得注意的是，民国以后，景德镇摆脱了官方的束缚，摆脱了清代二百多年的惯性，出现了一批民间陶瓷艺术家，有的还受过西方教育。他们在景德镇发挥自己的个性，制造了晚清到民国这个时期最漂亮的一种青花瓷器。其代表人物就是珠山八友。

珠山八友主要是创作瓷板画，以瓷板为纸，在上面作画。民国时期非常流行把瓷板挂在墙上作为装饰，跟挂画一样。珠山八友里的大部分人都是画彩瓷的，王步则是青花的领军人物。他的青花画得非常生动，跟以前的青花完全不一样，明显是受了西画的影响。珠山八友在工艺上没有什么改进，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每个人都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而不去按照一个模式画。珠山八友可不是八个人，是以王步、邓碧珊等画家为首的一批人，跟扬州八怪一样。扬州八怪也不是八个人，有十几个人呢。过去珠山八友的瓷器不受重视，但近些年也开始被关注了，价位也有所攀升。

青花，在《陶瓷篇》中占了很大比重。青花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就是景德镇的发展脉络。七百年来，青花依然可以称之为瓷器的霸主，其地位无法撼动，对我们今天，乃至对以后的中国，都会有深远影响。

一般说来，青花在历史上有三次高峰，分别在元朝、明永宣、清康熙。在这三次高峰中，青花瓷器所表现的形式和内容各有千秋。从某种意义上讲，青花瓷器就代表了中国瓷器。大部分西方人都是通过青花来了解中国瓷器，乃至了解中国文化的。

青花，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学色彩的名字，非常有诗意，也非常浪漫。它的科学名字应该叫“釉下蓝“，或者叫“釉里蓝“。与之相对的，就是“釉里红“。

很长时间，我们对釉里红瓷器都有误解，主要是从它烧造起，它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它跟其他的瓷器有点不一样。釉里红跟青花创烧的时间和工艺都差不多，但青花从元代一直到今天700多年没有间断。釉里红烧造当中，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有很多时期它是不烧造的。所以我们对釉里红的了解就不够深。

釉里红创烧于元代。它与青花几乎是同一个时期。我们仔细去研究它的时候，它可能略早一点。它的废品率大大地要高于青花，这就是为什么它少的原因。

釉里红，它在元代的时候不能说它完全成熟，所以在历代的出土当中，釉里红的数量是比较少的。比如，我们建国以后，比较重要的一次出土就是元代的高安的出土里，釉里红只有几件。建国以来，釉里红的出土就是元代的釉里红的出土都是非常少的。

首先解释一下釉里红的成因，瓷器烧造时需要一种环境，专业术语叫“气氛“。瓷器是在某一种气氛中烧成的。气氛一般来说就是两种。一种是“氧化“，一种就是“还原“。简单地说，炉子开着火门，让它有充分的氧气进去，这就叫“氧化“。“还原“就是闷着火，过去北方话就叫“把火封了“，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釉里红“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简单地说，它是闷着火烧成的。它是以铜为呈色剂，那么气温稍微高上点儿，它就会失败，立刻就失败。如果温度低了一点儿，它也失败。温度如果一低，颜色就变成黑的，非常不好看；如果温度一高，它就烧飞了，颜色就没了。这个温度之间允许的差额是多大呢？大约只有10度。我们听着10度的温度好像不是很小，但是放在1300度的高温里10度连1％都没有。我们今天很容易控制这个温度，有温度计，你看着炉外的温度计就知道炉膛内的温度，当时是没有温度计的。所有的窑工都是凭眼睛去看这个火，来判断火的温度。这个困难是非常大的。

我们用眼睛能看出火的温差，大部分人是可以看出来的。你看那蜡烛，蜡烛是火很弱，是红色的。你看你们家的煤气灶，火是蓝色的，温度很高。但是你要看出，在1300度那种惨白的火中，那一点儿的温差，那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具有丰富窑工经验的人才能够看出来。这1％的误差就决定了釉里红的生死。

元代是釉里红创烧的这个年代，因为失败过多，所以就导致就不能发展。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你有一次失败你是不怕的，你会继续试验，你会继续获得它的成功。那么你老在失败，你就容易放弃。

釉里红，它是以它特殊的色泽来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历史上，只有元代、永宣时期以及康乾盛世这三个时代充分地烧造过釉里红。其他的时期非常地罕见。

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年的时候，元政府就在景德镇设立了中国的第一个主管瓷器的机构，后来也算是惟一的一个国家专营瓷器的机构，叫“浮梁瓷局“。浮梁，就是景德镇。

2002年在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了一大批瓷器。这个古城路遗址的瓷器的出土数量非常大，它是完整的以及可以复原的大约有7000件，囊括了当时，就是元代当时的几乎所有窑口的瓷器，除了吉州窑没有发现。其他的比如，北方的定窑、钧窑、耀州窑、磁州窑，南方的龙泉、景德镇、建窑都有所发现。

在这批瓷器理，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玉壶春瓶，这个瓶子非常地漂亮。它的红的占的面积大约达到了40％，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装饰，它不是有意识的。我们看到，它的那个色斑的控制是无意的，就甩在上头就可以了。它不是画出来的，不是我按照某一个图案画出来的。这是釉里红装饰的一个手段。一开始釉里红并没有用它主动地装饰一个纹饰，而是让色泽来说话。

集宁路当时是一个瓷器的集散地，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大的市场。所出土的这7000多件瓷器或以看出来当时它就是一个瓷器的集散地，各个窑口都齐全．但是，它主要的都是日用瓷，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为日用瓷所办的一个市场，像这样釉里红的，一个瓶子，它是一个观赏瓷。在当时出土的这个数量里是非常见的。

这个釉里红的瓶子，它的装饰风格是非常奔放的。它跟后来的用釉里红去绘画是有明显的区别，这在景德镇的装饰中，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集宁路的位置是在蒙古草原的南边的边缘，它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一个相接点。

元朝建立以后，元政府加强了对外的一个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导致中原的瓷器就向草原方向、向游牧方向去游动。我们知道，瓷器是易碎的。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是一个不方便的器皿，很容易不小心就卒瓦了，碎了。你不小心掉在地上就会摔碎。还有，就是你游牧民族是不停地要搬家的，经常要随着牧草要搬家，所以搬家的过程中，这些东西很容易受损。游牧民族所以爱用金属器，用皮具，就是皮囊壶，用皮子来盛水。

尽管瓷器在这点上，在抗外力的情况下不如金属器和皮具，但是它有一个价格的优势，它便宜。所以它导致这个市场的一个形成。游牧文化跟农耕文化一直有一种潜在的冲突。当这种冲突在经济面前的时候都会退缩，就是说，我们在文化中有些冲突，但是有经济这个前提的时候，大家都会让步。

釉里红在元朝是一个创新的品种。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达到内蒙古市场可见它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由于釉里红的烧造难度非常大，废品率非常高。所以它在价格上大大地要高于青花。废品率高，就得把废品的成本要加在它烧好的瓷器身上。

釉里红的第二个烧造期就是紧挨着元朝的洪武时期。

2004年，美国旧金山一家拍卖行拍卖了一个洪武大盘，直径45公分，当时成交价是570万美金，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这个盘子，在旧金山是偶然发现的。盘子的主人叫卡里斯勒，是个女士，她非常热爱旅游，也特别爱收藏中国艺术品。她在1900到1925年期间，她曾三次来到中国。我们知道，今天从美国到中国，就买一张机票就过来了。在当时你要远渡重洋，到一次中国往返一次，就算点个卯也得一年，时间非常长。所以她在这样一段时间里，三次来到中国可见她对中国的这种喜爱。那么，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她买了这样一个釉里红的大盘，是洪武时期的。

卡里斯勒的父亲曾经在19世纪创造了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快递公司，叫快马快递公司。他这个公司到今天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知道，现在世界各国有很多著名的快递公司。我们常用的像UBS，我们自己也有快递公司。她之所以当时能买这个东西，可见她的家底也是非常殷实的。这个瓷器在当年她买的时候，尽管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它可能是很便宜的，但在那个时期可能还是很贵的。

由于这个盘子的直径硕大，她就用它吃海鲜，搁螃蟹。她这一吃就在她们家搁了有快一百年。这一百年，一直在她们家使用。这盘子的胎比较厚，由于使用比较精心，也没有磕碰。那么，老太太都已经去世了，她还留有她当年在中国旅游时候的照片，坐在一个船上，船后头还有中国的船夫。显然，她的家族是不知道这个盘子的重要性的。她家族不知道，就一直在用。

后来偶然的机会被这个拍卖行发现以后，就说：你这个盘子很有意思。你拿过来，我们给你拍拍试试看。在一个不大的拍卖行，拍了570万美金。那它为什么这么贵呢？首先，是它的尺寸。元代的瓷器，尺寸就比较大，它一直影响到洪武。洪武的瓷器尺寸也比较大。所以这个盘子，由于它的尺寸决定了它一个价格。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也有类似的洪武釉里红盘子，尺寸大小也差不多。

现在再想这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于卡里斯勒女士来说，就是无意间喜欢中国的艺术品买了一个东西在使用。一百年后，惠及后人，卖了那么多的钱。这说起来就跟一句俗语一样，叫“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终于这东西开始值钱了。收藏的乐趣，很多时候就在于此。就是说，我不一定知道它什么时候值钱，当它值钱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反而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快乐。

釉里红在过去是没有记载的，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它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有人认为，洪武跟红釉的关系跟朱元璋本人有极大的关系。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洪武瓷器大约有100多件，80％都是釉里红，多于洪武青花的数量。什么原因呢？我们猜测大约有三条。

第一改朝换代后表示正统的颜色，一般都用红色。第二，红色在五行学说中主南方，代表南方的颜色。我们常说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青龙代表东方，白虎代表西方，玄武代表北方，朱雀代表南方。比如北京故宫的神武门，原来叫玄武门，避康熙（玄烨）的讳改为神武门。因为在南方发迹，所以朱元璋认为红色是非常吉利的颜色。第三，他本身姓朱，朱就是红色。年号洪武，又跟红谐音。再加上朱元璋历史上参加的是红巾军，导致他对红色极感兴趣，所以现在能看到的洪武时期瓷器，釉里红反多于青花。

博物馆收藏一只釉里红执壶。这个执壶它带有盖，有银链相接。这把壶十分地罕见。它表明洪武时期明政府跟西藏的联系。西藏是我国领土土，尽管距离非常远，尤其在古代信息传达缓慢的时候，那个距离显得更远，但历朝历届的中央政府都跟西藏保持了良好关系。这个壶就是例证，当时这把执壶是皇帝赠予的礼物，非常重要，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重视。

2006年，佳士得在香港拍卖了一个玉壶春，釉里红瓶。这个瓶原来是一对英国夫妇的收藏，在他们家就当一个普通的瓷器，没有重视。有一次，夫妻俩逛博物馆偶然间发现，博物馆有一个瓶子跟他们家这瓶子非常地相像。他就想，我得找专家看看。他就把拍卖行的专家请来。专家看到这个瓶子以后，眼睛就放亮，说：“我终于找到一个好东西了。你把这个瓶子交给我们，我们给你拍卖。“那么，这个瓶子就到了香港，在香港佳士得被澳门工商巨头史蒂夫·永利以近8000万的港币买下。买下以后，他就把这个瓶子捐给了澳门博物馆。这是澳门博物馆迄今为止收到的最大的一笔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