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改海之后，臣粗略估算，既然能省四成费用，按每个人丁所耗钱粮相等、粗略平均估算，挤出的冗员大致也有四成。主要集中在山东临清、南直隶淮安两府。

总数大约是巡防兵丁一万一千人、卫所运军六万人、民夫五十余万人。这部分人中，巡防兵丁和卫所运军，是全年全额靠朝廷拨款养着的。五十万民夫，则是闲季另有营生补贴家用、忙季为朝廷所用。所以这六十万人，才能只靠三四百万两银子谋生。”

沈廷扬一口气把他能省的钱、要安置的人口数量，都分析得明明白白。虽然还没说到具体解决方案，但至少问题是调研得很清楚的。

以明末的物价，如果六十万人都是全职脱产为漕运服务，那当然不可能三四百万两就够了。

那等于每个人每月才五钱银子。这些人还是壮劳力，还要养老弱妇孺，五钱银子根本不够全家人吃饭。

此外，沈廷扬这番话里还把要解决的问题的地理范围，给限定得非常清晰——主要是临清和淮安，其他地方不影响。

这一点崇祯一开始没听明白原理，又追问了一下，沈廷扬也就深入分析，说得很清楚：另外两大漕民聚集地通州和扬州，都是可以简单消化的。

通州作为最后的漕粮接收地，影响本来就最小。就算升级了码头装卸设施、生产效率提高，多出来的人也可以挪到天津卫去，搬迁距离也不远，成本也不高。

改海之后，天津需要的劳动力反而是上升的，刚好要通州人过去补足缺口。

扬州的情况比通州稍微复杂一点，但也可以解决，江南地区因为漕运改海也会创造出新的劳动力缺口，安排得明明白白。

这些点搞清楚之后，崇祯心情大定：这沈爱卿想事情还是很慎重的嘛！对于自己可能惹来的长远后果，这不算得很明白，还解决了至少一小半了！

沈廷扬看皇帝高兴，连忙继续趁热打铁分析：“陛下，何况临清、淮安的六十万人，也不是一下子要解决的。如今臣的船队数量不足，其他各家海商能为朝廷所用的，也需要时间调度整顿。

漕运改海，今年只能涉及全部运能的两成，剩下八成还是要走运河。此后如果一切顺利，每年可以增加两成，所以需要五年的时间，循序渐进把这个改革完成。

这五年里能为朝廷省下的银子，按每年八十万两递增，五年后才达到四百万两。需要安排的冗员，也不过是每年十一二万，五年之后才把这六十万人全部挤出。

细算下来，只要每年给临清、淮安周边各安排五万多劳力的出路就够了。如果当地不便找到出路，还可以移民一部分人。”

沈廷扬的账做得非常细，崇祯听到这里，已经愿意了七八成了。

而且沈廷扬做规划时，沈树人显然没把历史的先知先觉告诉他，所以沈廷扬是按照“五年彻底完成改革”的进度算的，他并不知道崇祯还有不到四年就要死了。

但不管怎么说，就算改革没法彻底完成，未来四年里，分别每年节约八十万到三百万两，也是好事。

钱省下来能练更多兵、减轻更多百姓的负担，这事儿哪怕皇帝死了也得干。

崇祯越想越振奋，忍不住刨根问底追着多想一些细节：“沈卿，还有呢？快说，这临清、淮安两府每年五万壮劳力，如何安置，具体可有想过？”

沈廷扬看了一眼在旁边做书记员的儿子，颇有底气地说：“臣倒也设想过一些法子。首先，运河巡防士卒，是可以直接转为地方剿贼兵丁的，如今杨阁老在中原各省作战，本就缺乏兵力，这些人严加训练管束后，可以作战。

卫所运军，可以调往南方和天津，负责港口建设，虽然也要花钱，但这个钱花了后，可以实打实留下更好的码头、机械，不像每年运粮，运完后什么实物都没剩下。

最后的普通季节性漕民，可以把大部分人迁走，剩下的小部分人就地耕种迁走者空下来的佃租田地，也能解决一部分。他们本就是农闲帮工补贴家用，只要人少田多之后，就地多种几亩就行。

被迁走的这部分，也是人数最多的一部分，每年每府应该不超过三四万人。臣近年来与犬子以及江南一些开明士绅核计、应对灾荒，想出了一些法子，可以让现有田亩、桑园更加精耕细作、吸纳更多劳力、总产出也更加高产，应该能吸纳每年六七万人。”

说着，沈廷扬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一些图纸，给崇祯讲解了“在蚕桑行业发达的府县，搞桑基鱼塘”的办法。

原本只能种桑养蚕的地方，增加一点土地整备的开挖工作、尤其是利用沼泽湿地比较多的地区的天然资源，堆高挖深，又可以让田地增产，还能多产一茬鱼。就算不放饲料，一亩鱼塘一年也能自然产出几十斤到百来斤鱼。

历史上桑基鱼塘在晚清和近代出现，倒也不是在苏州率先搞的，而是在广东那边。但沈树人现在提前开了点技术上的挂，让单位面积田地更高产吸纳更多劳力，先从苏州开始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