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脑子进水的政策就是“铁路国有”。其实兴建铁路作为一种官方政策是在新政之前就确立的，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自甲午战争结束到辛亥年，清王朝共建铁路4936公里，占近代中国所修铁路将近40。但是作为回报，大清朝不得不把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购料权拱手让给外国的借款公司，这就导致了中国利权的严重流失。即便如此，李鸿章在世时还是不无遗憾地说道：“目下经费难筹，必借洋款。”不过朝廷似乎从来就没过过宽绰日子了，连剿匪的军费都是打的一多半白条，所以让大清朝自个儿投资建铁路，无异于缘木求鱼。
光绪二十七年12月2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向“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而且包括“干路或枝路”，华人投资50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朝廷还要“专折请旨给予优奖”。各省绅商随之掀起规模巨大的收回路权运动，这种行动在朝野上下产生了更大的共鸣。粤汉铁路于光绪二十一年承包给美国永兴公司建造，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士以美国商人违反合同为由，要求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转而自己修筑，此举得到张之洞的鼎力支持，湖南士绅王先谦从中周旋，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赎回原先由美国公司行的股票，废除了与美商签订的建设粤汉铁路的合同。在这个成功案例的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的工作也先后付诸实施，要求赎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承办权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并实际收回了一批筑路权，铁路商办运动进入**时期。山东的铁路早在庚子年后就全部被收回了民办，现在已经做到了各府互通，重点的县城也有了支线的水平，虽然客车的最高时速不过六十迈，但是对于出个门就经年累月的清朝百姓而言已经是风驰电掣了，有人在报纸上就曾经感叹道“脚踏风火轮，坐下紫露影，谈笑自生风，弹指千里行”。当然胶济线还是德国控股的铁路，不过由于吴宸轩的换股和注资，山东商会的股份实际上也占据了六成以上，与其说胶济线是德国人的铁路倒不如说是披着德国皮的山东商会铁路。
清末商办铁路虽然资本匮乏，但是在国人爱国主义的热情鼓舞之下，均设置了严格的受款规定，坚决拒绝外资、不招洋股、不借洋债，除了山东之外的民办铁路必须进行大量的民间融资。铁路建设费用极大，一时间又筹不到足够资金，于是政府不得不出面协助，一时“租股、派股”盛极全国各地。湖北咨议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拒款方案十项，其中包括对各房主以其两月房租收入购买股票，开设铁路彩票，不用外国技师以节省经费。并进而决定由各府县分担股额，各县从五万元到十万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会成员每人每月以薪俸的十分之一购股，由此合计可达四百二十余万元。他们进而估计，湖北各地的商会、军人会、及其他团体，均深受舆论刺激，分担股份不成问题，估计可达二千数百万元。但当时一些社会舆论也认识到，用一刀切的方法抵*制外资对办铁路无益，“反以致国民经济之压迫，不若借外债，资以开利源，而助国民经济之达，巩固国家财政之基础之为优。”盛宣怀、梁启超、山东商会的孟洛川、苗海南等大商人也持此种看法。商办铁路公司一方面是被资金短绌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存在经营不善、贪污挪用、亏损严重的问题。铁路建设领域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蔚然成风，商办铁路公司的铁路建设就成了无全盘规划的“圈地运动”。山东其实也不苟同于这种限制外资进入的狭隘民族主义的作风，不过山东商会的强势让外资在山东始终居于客卿地位，根本也没有办法和山东商会抗衡，反而把自己国家的很多市场给出卖给山东商会的企业，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最激进的革命党也没有办法指摘山东商会利用外资是卖国行径了。
面对铁路国有化的世界趋势，在商办铁路公司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清政府试图将实行铁路国有化作为一种经济政策确定下来。宣统元年的中央政府借规划全国铁路之名，下令切实勘查各省商办铁路的工程款项，已经流露出把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意图。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内，不单是政府层，国内大舆论也开始呈现出实行铁路国有的趋势。曾经引领国人成功收回路权的张之洞此时也在修正自己的铁路建设融资理念。6月间，张之洞代表清政府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草约，总计借款为550万英镑，利息5厘，以建造陷入困境中的粤汉与川汉铁路。在当时，这一草约的签定并没有引起政府所担心的过于猛烈的反对声浪。民间舆论也有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迹象。随着津浦铁路、沪杭甬铁路、湖广铁路的借款基本洽谈完成，拒款运动已生明显转向，在这种隋况下，报章开始公开讨论铁路外债的可行性问题。年中，盛宣怀在度支部尚书载泽的支持下接任了吴宸轩卸任的邮传部尚书一职后，更加快了国有政策的正式出*台。
很快清政府就正式布“铁路国有”上谕。长沙市面就出现保路揭帖，次日长沙生万人游行请愿；在川汉线已动工的湖北，盛宣怀为强夺股权，下令停工，引宜昌商人、民众聚集抗争，清廷调集军队弹压，双方生冲突，死伤20多人，这是保路运动的第一次流血事件。四川方面的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在成都召集川汉股东临时大会，提出“文明保路”，聚集股东达2400名，次日，闻讯而来的各界学生、市民使与会人数达到4000以上。这时候的保路更像是拆迁户和地方政府的对抗，双方更多的是经济利益的对抗，谁也没有把民族主义的旗帜当一回事。
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数万人陈请阻止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端方进入四川，“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辞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手无缚鸡之力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当场被捕，这便是死伤众多、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可见赵尔丰已经被保路同志会给弄的精神衰弱，才出了如此一个大昏招。不过这样一来，四川的形势立即变成了官民直接兵戎相见，一贯麻辣的川商川民对赵尔丰这个老瓜娃子毫不犹豫的举起了反旗。
宣统元年的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展到20多万。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端方在和吴宸轩联络之后，很有眼力价的病倒了，干脆的挂印封金，带着一家老小直奔上海英美租界，住进了为他准备好的仁和弄的别墅里。朝廷也没有办法，只好继续给湖广总督施压。9月中旬，湖广总督瑞澄抽调了1/3湖北新军军力取道宜昌，进入四川，武昌的登时空虚。不过对于革命党的蠢蠢欲动，清政府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防备，相反对于新军的控制加强了不少，各营的军官士兵都不能自由来往，营房内子弹炮弹更是少的可怜。
所以后来的武昌起义的组织是混乱不堪的，但在此混乱当中，却又会有一些极其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总来自那些格外冷静的人，熊秉坤就属于这类人。熊秉坤在出号令后，察觉出兵士们对他的不以为然，他感到极不自在。考虑到自己在军中位卑职低，恐难服众，担心局势若失去控制，功亏一篑，于是顺应了兵士们的愿望，将总指挥之职让给了曾经参加过日知会，又有着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并在官兵中被称为“智多星”的吴兆麟。吴兆麟时为楚望台左队队官，这样的决定对于自的起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也导致了黎元隆等墙头草的脱颖而出。
革命党人趁机在10月10日动武昌起义，并一举成功。消息传出，四川清方势力土崩瓦解。10月18日，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21、22日，广安、重庆先后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和蜀军军政府，川东南57州县宣布响应武昌起义。10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旧八旗驻防城挂牌，同一天，远在资州的瑞澄亲信湖广提督，被起义的第八镇军官刘怡凤等，击杀于资中大东街禹王宫，这也让端方后怕不已。11月13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将赵尔丰当场杀于皇城“明远楼”。赵尔丰的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虽然赵尔丰招致了一定的民怨，但在其死后也因其生前功绩得到了民众的惋惜。
不过从清廷的角度而言，这家伙几乎是单人独骑的挑动了四川湖北两地的革命之火，从而提前敲响了大清国的丧钟，着实可杀，更该杀，可谓是死有余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