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巨子既是导师，又是领，

对自己的弟子有生杀予夺之权，

可谓说一不二，令行禁止，

一呼百应，绝对权威。

为了正义与公平

十天十夜后，墨子到了郢都。[1]

郢，在今湖北省荆州市，是楚国的国都。墨子千里迢迢赶到郢都，是为了救宋国。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来见公输盘。

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

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请先生做了他。

公输盘不高兴。

墨子说：在下愿付黄金二百两。[2]

公输盘更不高兴了。他拉下脸来义正词严地说：鄙人恪守正义，从不胡乱杀人。

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在下听说先生明了云梯，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牺牲不足的，去争夺多余的，不能算是聪明。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慈。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做？

公输盘没有话说。

于是，墨子又请公输盘带他去见楚王。

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家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家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家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

楚王说：病人。这人有盗窃病！

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进攻人家，这跟那病人有什么两样？

楚王也没有话说。

然而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墨子便解下腰带围作城池，用小木片作为器械，跟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几个回合下来，公输技穷，墨子的招数还绰绰有余。

公输盘说：我还有办法对付你，但是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

楚王奇怪，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墨子说：公输先生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他以为那样一来，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滑读如骨，釐读如离）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和器械，正驻守在宋城之上，单等楚军来送死。

楚王一听，只好放弃攻打宋国。

成功营救了宋国的墨子，穿着草鞋步行回家。路过宋城时，天降大雨。墨子想进城避雨，守城的不让进。可见至少这时墨子并不是宋国大夫，宋人也不认识他。他的救宋，当然也非宋国所请。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管这闲事？

为了公平与正义。

公平与正义，是墨子毕生的追求，也是墨家学派的核心价值观。而且在他们看来，当时社会最大的问题，便正在于公平与正义的缺失。

墨子说，一个人，如果溜进人家的果园偷桃窃李，大家都说他不对，官府也要追究责任，因为他不劳而获，损人利己。如果偷鸡摸狗，罪过又重；偷牛偷马，更重。如果杀人放火，那就罪大恶极。

这，就叫公平正义。

所以，杀一个人，就有一重罪；杀十个人，就有十重罪；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罪。那么，杀一万个人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万重罪？

不，无罪。岂止无罪，而且有功，因为这一万个人是在战场上杀的。于是人们都说，这叫英雄业绩，叫为国争光，完全不管那战争的性质是什么。

那么，春秋战国，有正义战争吗？没有，都是侵略战争。动侵略战争，跟打家劫舍有区别吗？没有。只不过由于明火执仗，只能更无耻。这种无耻行径，难道因为动用了国家的名义，就变成正义的了吗？[3]

更无耻的是，诸侯们不但侵略别人的国家，屠杀别国的人民，掠夺人家的财产，还居然要“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向子孙后代炫耀。那么请问，一个平民百姓，也去攻打邻居家，杀人抢粮抢东西，然后也记录在案，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行吗？

显然不行。

同样的事，王公贵族就干得，平民百姓就干不得；或者王侯干了就叫“英雄业绩”，小民干了就叫“为非作歹”。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4]

春秋战国重要战争举例

名称 时间 经过

繻葛之战 周桓王十三年（前707） 郑庄公谋霸，败周室联军

长勺之战 周庄王十三年（前684） 齐桓公报鲁助公子纠仇，败于长勺

泓水之战 周襄王十五年（前638） 宋楚争霸中原，楚败宋

商密之战 周襄王十七年（前636） 秦晋伐鄀，用计离间取胜

城濮之战 周襄王二十一年（前632） 晋楚争霸中原，晋败楚

崤之战 周襄王二十六年（前627） 晋秦争霸，晋在崤山伏击秦军，全歼之

鄢陵之战 周简王十一年（前575） 晋楚再次争霸，晋再败楚

鸡父之战 周敬王元年（前519） 吴楚争要地，吴败楚联军

桂陵之战 周显王十六年（前353） 齐围魏救赵，败魏于桂陵

马陵之战 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 魏霸称王伐韩，齐救之，败魏于马陵

函谷关之战 周慎靓王三年（前318） 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军合纵攻秦，败于函谷关

长平之战 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 秦白起率军决战赵军，全胜

“春秋无义战”的说法最早出自《孟子》，见《孟子·尽心下》，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春秋既已如此，战国更不待言。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社会完全没有公平与正义！

没有公平正义的原因既然是没有爱，那么，救世之方就只能是兼爱。兼爱，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兼，即一视同仁；交，即有来有往。前者讲平等，后者讲互利。平等就公平，互利就正义。公平正义，是不是要靠兼爱来实现，而且也只有兼爱才能实现？[5]

墨子认为是。

那么，仁爱不行吗？

不行。因为兼爱无差别，仁爱有差别。有差别就有等级，不平等就难公平。没有公平，又哪有正义？其结果，也只能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因此，墨子坚定不移地高高举起兼爱的旗帜。这旗帜上写着八个大字：互爱互利，公平正义。

请问，这是什么思想？

社会主义。

那就来探个究竟。

墨家社会主义

墨子主张的合理社会，是劳动者的天堂。

跟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一样，墨子高度肯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墨子说，动物是不必男耕女织的，因为羽毛就是衣服，蹄爪就是鞋子，水草就是粮食。人，却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劳动则不得食。[6]

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根据这一点，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当然应该是出力的得，不出力的不得，多出力的多得，少出力的少得。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最多的，往往出力最少甚至完全不出力，叫“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7]

墨子把这种现象称为“无故富贵”。[8]

这很不合理，非改革不可。

墨子的方案，是改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做到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机会均等。

先，每个人都要劳动，都要做贡献。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贡献则有分工不同，叫“分事”，比如君王搞政治，士人当助理，农民种庄稼，妇人做纺织。这些都是劳动，也都有理由有资格按照贡献大小得到相应的报酬。这就是自食其力，按劳分配。[9]

其次，既然按劳取酬，那么，为了体现公平，社会也应该保证所有人都“各从事其所能”，让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挥。这就是各尽所能。[10]

第三，既然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那么，社会的管理，就应该是“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即便地位卑贱如农民、工人、商贩，只要有能力，也应该“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相反，即便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没有能力也不能做官。总之，尊卑贵贱，都必须根据能力、表现和贡献进行调整，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就是机会均等。[11]

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理想在两千多年前提出，堪称振聋聩，不能不让人惊叹。因此，此说一出，便立即风靡天下，成为孔子之后与杨朱齐名的两大显学之一（杨朱的学说详见本书第三章）。

然而好景不长。风行一时的墨家思想，很快就销声匿迹，墨子本人也被遗忘。司马迁的《史记》中，墨子的生平甚至只有寥寥二十四个字。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12]

杨朱更惨，一个字都没有。

这不能简单归结为独尊儒术所使然。事实上汉武帝之后，历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道家思想则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因此不但有“外儒内法”，而且有“儒道互补”。唐代以后，更形成儒道释“三教合流”。只有墨家思想万劫不复，被迫成为“地下党”。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墨子的主义和践行都有问题。

先是没有依据。儒家的主张是有依据的。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就是历史依据；人皆有之的亲亲之爱，就是人性依据。墨子的主张，却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既无依据，也没有办法。他的一整套改革方案，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却没有一件能成功，没有一件能推广，也没有一件能持久。

当然不可能成功，因为做一个“墨家社会主义者”太苦太累太难：穿粗布衣服，着草鞋木屐，整天干活不休息，弄得小腿上没有粗毛，腿肚子上没有细毛，非如此不能叫“禹道”，不能算“墨者”。[13]

这实在让人望而却步。

没错，墨子主张公平正义，这是我们要的；主张人类幸福，也是我们要的。但他主张的公平正义，却要靠吃苦耐劳、赴汤蹈火去实现；他许诺的人类幸福，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苦哈哈的。也许，在墨子看来，只要大家平等地过苦日子，就是幸福。如果像他这样，领导人带头过苦日子，芸芸众生就更应该欢欣鼓舞，感恩戴德。

可惜他想错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既要平等，也要过好日子。人人破衣烂衫，餐餐粗茶淡饭，天天劳动不止，还不准有娱乐活动，这样的日子恐怕没人想过。[14]

难怪庄子学派会说墨家“反天下之心”了。反天下之心，就是违背人之常情常理。故，“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强制推行，则“天下不堪”。就算墨子自己能实行，奈天下何！[15]

那么，庄子他们又是什么主张？

两种“无政府”

庄子的主张，是“无政府主义”。

笼统地说，道家是不喜欢政府，也不喜欢领导的。至少，庄子和庄子学派不喜欢。他们认为，政府和领导最好没有。就算不能取消，也得等于没有。形象的说法，叫“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标枝，就是树顶上的叶子。它存在吗？存在。管事吗？不管。[16]

这并不奇怪。

前面说过，道家的基本观点，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因此，正如最好的社会不需要拯救，最好的管理、领导、统治，也应该形同虚设，或若有若无，至少应该看不见。

用老子的话说，就叫“太上，下知有之”。

这句话，也有版本写作“不知有之”。不知有之，就是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领导；下知有之，则是仅仅知道有领导而已，等于没有。这是最好的。

次一点，是领导人和老百姓相互巴结讨好，叫“亲而誉之”。再次，是统治者威胁老百姓，老百姓害怕统治者，叫“畏之”。最差的，就是统治者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仇恨统治者，叫“侮之”。到这个份上，那就是乱世了。[17]

但，上如标枝也好，不知有之也罢，都说明政府和领导是可以不要的。

那么，道家为什么不要政府？

先看老子。

老子从没说过不要政府，但主张政府不要作为。老子说，一个社会，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技巧越好，怪事越甚；法令越明，盗贼越凶。总之，天下大乱，就因为统治者太有作为。[18]

但，统治者为什么有为？

多欲。

在老子看来，一切作为都起源于欲望。多欲，就不知足。不知足，就瞎折腾。越折腾，天下就越乱。这就叫“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19]

那该怎么办？

寡欲。

然而欲望这东西，其实人人都有。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去勾引和诱惑。

为此，老子提出了他的“三不原则”。

第一，不选贤任能。因为只有不推崇贤才和能人，人民没有了学习榜样，才不会竞争。这就叫“不尚贤，使民不争”。第二，不器重宝物。因为只有不把奇珍异宝当回事，才不会有人萌生偷窃之意。这就叫“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第三，不炫耀可能引和激起贪欲的东西。因为只有统治者自己不展示欲望，才能让人民清心寡欲。这就叫“不见（现）可欲，使民心不乱”。[20]

呵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道理老先生懂。

所以，老子不但要求统治者清心寡欲，而且希望他们弱智无能。因为统治者稀里糊涂，老百姓就纯朴敦厚，叫“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相反，统治者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心怀鬼胎，叫“其政察察，其民缺缺”。[21]

看来，最好是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浑浑噩噩。

于是，老子提出了他的愚民政策。具体地说就是：对于人民群众，要简化其思想，填饱其肚子，削弱其志向，强壮其身体，永远让民众没有知识没有欲望，让自以为是的人不敢胡作非为。

很清楚，为了让“知者不敢为”，必须“常使民无知无欲”，当然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但如此这般，岂非舒舒服服，变成动物？[22]

正是。

问题在于：为什么？

因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要治国，就要愚民；要愚民，就要愚君。就算装，也得糊涂。这就叫“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23]

至少，也得“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4]

但，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能行吗？

当然行。老子说：统治者无所作为，老百姓就潜移默化；统治者喜欢清净，老百姓就走上正轨；统治者无所事事，老百姓就逐渐富裕；统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善良纯朴。这就叫“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5]

一句话：“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26]

所以，君王不要自作多情，还是“无为而治”好。无为不是“不治”，而是“大治”。要知道，在老子那里，但凡可以称之为“大”的，必定是“无”，比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免成。既然最大的器物不用做，最好的天下也不用治。不治之治，是为大治。[27]

实际上，君不治，则民自治；君无为，则民有为。因此老子的观点，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有政府，无作为；小政府，大社会。

看来，老子并非真无为。他是不治而治，无为而无不为。这就跟庄子有所不同。在庄子看来，只有做到“上如标枝”，才能保证“民如野鹿”。民如野鹿，就是自然，也是自由。那么，要政府干什么？

显然，老子只是“无作为”，庄子才是“无政府”。

这是两种不同的“无政府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