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变的背后，则是武力的征服。所以，商周都要动战争。但，只征服，不消灭。商人的做法，是先驱逐，后同化；周人的做法，则是先安顿，再同化。总之，所谓“三代”，其实是夏商周先后取得了文化的主导权，在历史舞台上唱主角。原因，则因为后来居上，这才轮流坐庄。

显然，所谓“中央之国”，其实就是个“T型台”。夏商周，都要粉墨登场走猫步，担任中华文明的模特儿，给周边的各个民族做榜样。

不同的，是风格。

甲骨文与青铜器

殷商文明，诡异而绚烂。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的确，正如罗马最宝贵的遗产是基督教和罗马法，殷商最伟大的明是青铜器和甲骨文。尤其是甲骨文，它就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它们的准确读音，但能够知道它们的意思，因为甲骨文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正因为不是拼音文字，当时那些说着不同方言的部落或部落国家，才有可能迅速地接受殷商文明，中华文明也才能延续三千多年不中断。[3]

汉字，确实是一种神奇的符号。

神奇也不奇怪，因为它原本就是“通神”的。通神在古代是一件大事。沟通的对象有两个，神祇和祖宗；方式则有两种，占卜和祭祀。占卜用龟甲兽骨，这就有了“甲骨文”。祭祀用青铜礼器，这就有了“钟鼎文”。后来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则叫“石鼓文”。但无论甲骨、钟鼎、石鼓，都能通灵，既通神灵，又通心灵，是我们民族的“通灵宝玉”。

难怪古人说，汉字被明出来时，天上要下小米，鬼要在晚上哭个没完。

对不起了，鬼们！

事实上，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必定是“创造符号的动物”。只不过，我们民族创造的符号，天然地就有一种卓异的风格。它是实用的，却又有艺术的品位和审美的意味。甲骨文朴拙劲挺，钟鼎文雄健诡谲，石鼓文厚重恣肆。那里面，有筚路蓝缕的草莽之气，开天辟地的英雄之情，以及初生牛犊的没心没肺。从商到周，都如此。

这是一种“童年气质”。

同样的气质也体现于青铜器，这是商人的拿手好戏。夏虽然有黄铜也有青铜，但商掌握的冶炼技术显然水平更高，这才把夏人请下了T型台。因此他们的猫步，肯定走得铜光闪闪，铿锵有力，极尽炫耀之能事。

炫耀什么？

英武、富有、权威。

承担了这个任务的是兵器和礼器。兵器是杀人的，礼器则是吓人的。所以他们的青铜礼器上，满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比如有头无身的食人怪兽“饕餮”，一头两身的怪蛇“肥遗”，一只脚的“夔”和两只角的“虬”，全都面目狰狞形象恐怖，不是“杀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头”。

这是一种“狞厉的美”。[4]

是的，狞厉。但同时，又天真。如果说，面对仰韶文化的彩陶，我们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那么，殷商青铜礼器给人的感觉，则是杀气腾腾又嬉皮笑脸。其中有粗野，有蛮横，有霸气，有威严，也有顽皮和搞笑，甚至“某种真实的稚气”，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童年的作品。

只不过，这个儿童堪称“顽劣”。

这没有办法。历史从来就不会在脉脉温情的牧歌中进展，反倒经常得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行。我们的殷商文明，也注定只能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5]

他们后来葬身火海，同样并不奇怪。

天命玄鸟

商的这种气质，不太像中国。

殷商的统治跟埃及一样，也是“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商的王宫里，会有那么多“神职人员”。他们相当于埃及的祭司，叫“巫”。另一类高级知识分子，则叫“史”，也叫“士”。史，是管人事的；巫，是通鬼神的。巫和史，就构成了两种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

商周之分野，便在于此。

周是重史官的，商则重巫官。巫官的任务，是揣摩神意，预测凶吉。方法有两个：龟与筮，也叫“占龟”与“祝筮”。筮，就是用筮草占卜；龟，则是先在兽骨或龟甲上钻眼，再放进火里烧，然后根据裂纹来解释神意。这些解释都要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所以叫“甲骨文”。

但与埃及不同，商王并不为巫官另建神庙。他的神庙就是他的王宫，他自己则是最伟大的“与神沟通者”。标志和象征，就是青铜礼器。礼器属于王，不属于巫。因此，王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这就把王权和神权统一起来了。同样，在商人那里，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统一的。因为在天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神祇沟通的，是商王的祖先；在地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祖先沟通的，则是商王自己。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说“时王”（在任商王），才与神祇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是的，神契。

时王、先王、神祇之间的契合来自天赋，因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商族赞美诗《玄鸟》的第一句，讲述了一个古老的神话：商的女性始祖简狄在吃了一只玄鸟蛋后，就怀孕生了他们的男性始祖契。这当然是“天意”，也意味着“神权”。于是，天命与神授，也统一起来了。

那么，这只神秘的玄鸟，又是什么？

燕子。[6]

玄鸟或燕子北归，是在春天。春天是性爱的季节，也是商代人们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时光。这时，除男性奴隶外，贵族、平民和女奴隶，都可以自由地来到玄鸟神庙，在神的面前尽情享受一夜情。当然，也可以多次和多人。

奇怪吗？不奇怪。因为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目的，则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回到原始时代，弥补婚姻对人性的压抑，重温远古给性爱的自由。它甚至是古罗马的一个固定节日，叫“沙特恩节”。不过，时间是在冬至，也没有燕子或玄鸟。[7]

这是性爱的“复活节”。

商人的“沙特恩节”不但复活了性爱的自由，也揭示了文化的密码。它告诉我们，商族最早是以燕子为生殖崇拜象征的。后来，它变成了图腾。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又像古埃及那些图腾一样，变成了神。

变成神的燕子，原本完全可以像荷鲁斯那样，继续保持鸟的形象，因为它很可能就是伏羲手上那只太阳神鸟。那么，你是鹰，我是燕，大家都是太阳神，有什么不可以？可惜，太阳崇拜是属于夏文化的，商文化必须更高级。高级就得抽象。于是玄鸟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神——帝或上帝。

天庭有“上帝”，是因为人间有“下帝”。下帝商王，是玄鸟的后代，上帝的宠儿，青铜礼器的主人。饕餮、肥遗、夔龙和虬龙，都为他保驾护航。

这样的江山，虽非铁打也是铜铸，怎么也说亡就亡了呢？

不能再胡闹了

把殷商赶下历史舞台的是周。

周人的气质完全不同。

正如后世儒家所言，周人很可能是“文质彬彬”的。孔子就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相比较而言，夏则“朴而不文”，商则“荡而不静”。换句话说，夏质朴，商放荡，周文雅。夏的时代毕竟原始，想华丽也华丽不了。意识形态更不成熟，只好听天由命，甚至傻里呱唧。[8]

那么商呢？商人真的放荡吗？

放荡。或者说，爱折腾。

商人确实喜欢折腾。张衡的《西京赋》就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也就是商汤之前迁徙八次，商汤之后迁都五回。是的，这个民族有可能起源于河北易水流域，后来迁徙到渤海沿岸和山东半岛。他们来到中原有如当年的炎帝族，也经过了万里长征。只不过，炎帝是西戎，他们是东夷；炎帝的图腾是兽（牛），他们的是禽（玄鸟）。但敢想敢干，一样。

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创造力、探索精神、开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的民族。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可能都尝试了一遍，结果弄得自己一半像中国，一半像外国：神权政治像埃及，等级观念像印度，制定法典像巴比伦，商品经济像腓尼基，奴隶制度像罗马。根据卜辞的记载，他们甚至可能有罗马那样的角斗表演，让沦为奴隶的战俘自相残杀，供商王和贵族观赏。[9]

殷商六百年，浓缩了世界古代史。

但最“不像中国”的，还是他们的工商业城市经济。殷商的工艺水平极高，手工业也相当达。就连马缨和篱笆的制作都有专门的工匠，完全达到了专业化的程度。这些产品除了满足商王和贵族的骄奢淫逸，也拿到市场上买卖。生意最好的时候，庙宇都会变成市场。更多的商品则被成群结队的商旅驾着牛车骑着象，运往五湖四海世界各地。这种盛况，在上古唯独殷商，以至于后人会以轻蔑的口气把做生意的称为“商人”。

如果不是周人异军突起，殷商会不会展为罗马帝国？

难讲。

黄河九曲十八弯，中国道路也一样。

然而在周人看来，商人就是在“闯红灯”。

罪行是确凿无疑的，其中最为严重的有三条。第一是“析财而居”，也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就分家过日子，包产到户，甚至析财到人。就连妇女，也有自己独立所有的土地和财产。第二是“以业为氏”，也就是从事什么行业，就采用什么氏，比如制陶的是陶氏，制绳的是索氏，做旗帜的是施氏，编篱笆的是樊氏。第三是“以国为姓”，诸侯封在某国就姓某，商王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自家人。谁的实力强，谁就是大爷。

毫无疑问，这是对祖宗家法的背叛，这是对家国体制的破坏，这是对中华传统的挑战。想想看嘛！以业为氏，还有“父”吗？以国为姓，还有“君”吗？析财而居，还有“家”吗？家都没了，还有“国”吗？家国、君臣、父子都没有了，还有“天下”吗？照他们这样下去，变图腾为祖宗，岂不是白干了？

这就比酗酒、泡妞、开裸体舞会、以渔猎为游戏、迫害忠良不听劝告、让女人干预朝政等等严重多了，甚至比严刑峻法滥杀无辜还严重，当然不能再让他们胡闹下去！

后起之秀周，要为中华文明立法、立范、立规矩。

奠基者来了。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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