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寿作为太原王氏最主要的两支主干之一的祁县王氏子弟，他在家族中得到的授意和指派，就是前排投奔这些在湖南、两岭已然颇得气候的太平贼。

没错，就是去投贼，投奔传闻中的贼中之大贼，比官军更像官军的太平贼。就像是之前已然纷纷四出各地的其他族中子弟一般的做法。只是他被安排去往湖南而已。

毕竟，就在黄巢的大军已经席卷过中原而夺去了东都，眼见得就要进取关中；他们这些五姓七望之家，也要为混沌不明的将来开始打算和筹划了。

结果，还没有等到代北行营完成河东、泽路诸道兵马的集结，就从南边的河中府再度惊闻潼关数日而下，西京转瞬也随之没于贼中；自此天子行驾不知所终，满城文武百万士民几近沦陷于贼氛的一系列噩耗。

因此，只要是世上有些常理的明眼人都可以感受到，经过了长久的动荡和起伏的过程之后，积蓄和酝酿已久的大变之世，已然是到来了。

作为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太原境内汇聚了大半数的河东、昭义、忠武、滑州、代州等地兵马；就此闻讯而哗然大乱起来。以重建的昭义军为开端，他们在各自军将的带领下鼓噪着就地劫夺了行营用以备寇的军资，又烧毁了停驻的营寨。

身为检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代北行营招讨使，荥阳郑氏北祖小白房出身的郑从谠，以及副使王调、节度判官刘崇龟、观察判官赵崇、推官刘崇鲁、掌书记李渥、支使崔泽等人，却是一时无力制约之，而尽数任其自行归去。

只有都虞候张彦球、牙将论安等人依旧率部追随，然而聚附在郑从谠身边的可用之兵只余八九千人。无论是面对关东大地上号称是漫山遍野皆为贼势的局面，或是已然入关盘踞西京的十数万贼众，已然是杯水车薪了。

甚至就连复投贼军旗下的河阳节度使诸葛爽，或是对贼称臣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都一时无力讨伐和威慑了。而只能转而从地方重新募兵和筹集军需，以期保全一时。

随后又有消息传来，代北行营都监陈景思从塞外招募而来的，沙陀、萨葛、安庆三部并退浑之众三万，更是在绛州境内一哄而散；其中的沙陀领更是乘机攻陷了州城而俘获满载而归。

因此，哪怕是当地盘根错节经营了千百年，而号称五姓七望之的太原王氏，也不得不开始思量和图谋起保全家族宗嗣和影响力的出路了。

而较晚出的他，则是其中一条排序比较靠后的选择和退路而已；毕竟虽说天子是人行踪不明而朝廷中枢沦陷，但是北地还是很有一些强镇、雄藩的存在。怎么看也比那位“五南使君”，更有逐胜和争霸中原的机会和可能性。

故此，派出支系的子弟去投奔乱世中能够称得上字号的各方势力。也是他们这种老牌氏族，历经两汉三国南北朝的一次次天下乱世和变局，却依旧能够屡落屡起而得以长盛不衰于中枢的根源所在。

毕竟，身为传承不断的顶级世家，他们能够掌握的社会资源和人脉、上层渠道的底蕴，远非常人可以想象的。而光是遍布天下众多族人的庞大基数，就足以维持他们有足够的候选方案和出路所在了。

像是祁县王门，即出过高宗和玄宗的两代皇后，也有初唐四杰的王勃、中唐的诗佛王维、王昌龄、王之涣这般的当代大家，更有王缙、王僧辩、王叔文、王伾等宰相世系。

而本朝宰相人称三乐公的王铎，河东节度副使王调，则同样是太原郡另一支晋阳王的出身。从光复李唐的神龙革命到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几乎每一次与朝廷中枢相关的变乱中，无不充斥着这些门阀子弟的身影。

毕竟，无论是出将入相的资质和出身，还是闻达天下的基本人脉和关系，可都不是普通人家可以供养和维持得起。就算是号称面向全天下士人的科举，随着时日渐移同样也是把持和主导在这些门第之手。

但是黄巢的崛起之势，却让他们这些高门大族意识到了，另一个曾经被视而不见的可怕事实；在野中的广大寒门庶流，一旦失去了最基本的晋身渠道之后，只会成为这天灾人祸矛盾重重的世道中，所有造反和割据势力的最好补充。

然而，知道这些基本的道理，却不意味着同样把持了太多利益和资源而积重难返的世家们，就此能够痛下决心作出相应的改变，或是为这些潜在的危机而破格让出足够的资源和渠道来。

他们所能够做到的，也不过是像千百年以来的先人一般的，把不慎重要的旁支子弟派出去投注各方的潜在势力；然后据此为渊源和羁绊，逐渐将家族的资源和人才，慢慢的追加到任何有可能崛起的龙兴之选上。

这样就算新朝鼎立之际，想要清算他们这般的士阀，也会在各种渊源和牵绊下，荫蔽和保全下足够日后起复的族人和资本来。这就是士族门阀制度历经时代之变的存续之道。

而且其主体在世代演变之后，一直沿袭到近代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局之中。那些稍有身家的士绅之家，都会轻车熟路的派出子女去多方投注。

可以说，从初期的黄埔军校、革命北伐军到各路北洋军阀；从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汉奸骨干，到果脯的三青团，再到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学生，都不乏他们的存在。

然而王仁寿行在路上，家中那位治学大家出身的叔父，临行交代之言还历历在耳。

彼辈既有这般的大才和手段，却不能为朝廷所用，那也证明这世道的问题和积弊，已然到了不做翻天地覆的变化都不行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