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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比武之又过了十来天，琅琊王师蔡谟又如期来到琅琊王府为小王爷上课。蔡谟在上课的时候发现桓温同学有点无精打采的样子，蔡谟以为他患了青春期综合征，就趁课间休息的时候问桓温最近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桓温吞吞吐吐地说：“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有些问题想不明白。” 蔡谟便问他有什么问题想不明白的，桓温就说：“我端午比武的时候为王府争了光，却被外面的一些人所讪笑，难道朝廷就不需要武力来保护大家的安宁吗？” 蔡谟说：“这件事情我还没来得及批评你呢！还不是因为你参加比武时惹下的祸根？这种小孩子闹着玩的事情我们看看热闹也就罢了，你作为一个文官还和他们掺和撕打在一起，这成何体统呢？年轻人呐，总是血气方刚的，既不知轻重又不顾后果！你倒是跟我说说，别人是怎么讥讽于你的？” 桓温说：“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话，只不过我明明是堂堂的琅琊王府的文学椽，他们却偏偏叫我‘桓武学’，您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 蔡谟眯着眼睛笑着说：“这是一帮子怎么样的人在非议你呢？” 桓温不好意思地说：“是几个经常凑在一起清谈的朋友。” 蔡谟说：“让我猜猜，最喜欢清谈的小青年都有些谁呢？刘惔？王濛？还是许询呀？” 看到桓温微微点头，蔡谟生气地说：“又是刘惔、王濛这几个不成器的颓废青年。这几个家伙曾经连老夫都想戏弄，你可要当心给他们带坏了。” 桓温奇怪道：“他们还敢戏弄您老人家，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那您是怎么修理他们的？” 蔡谟略带得意地说：“有一次刘惔和王濛专程登门来拜访我，这两个损友跟我东拉西扯的，浪费了我不少做正事的时间，最后还竟然损我说：‘您自己说说您比起王夷甫来怎么样’于是我就回答说：‘我怎么能够跟王夷甫比呢？我肯定是不如王夷甫呀！’这王仲祖和刘真长两人当场就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还继续追问道：‘您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如王夷甫呀’那我就不客气啦，我直接回答说：‘据我了解，这王夷甫可没有象你们这样的客人，所以我是望尘莫及啊！’” 桓温听到了这个故事后，觉得蔡谟这个平时一本正经的老头还是有其机智风趣的一面的，他不禁笑了出来，趁势附和蔡谟说：“王仲祖和刘真长在您面前岂不是班门弄斧，自讨没趣？” 蔡谟得意地说：“可不是吗？那两个损友听到我这样绕了个圈子讥讽他们，怪不好意思的，就连忙告辞了。” 桓温说：“听了您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大为解气。不过这两人清淡的水平确实很高，尤其是刘惔，我觉得都快要接近殷渊源了。” 蔡谟劝诫桓温道：“别因为看到这两人凭借清谈的本领得到贵族高门的另眼相看就跟着学他们，你的底子跟他们不一样，你应该为自己的将来开辟出一条真才实干的道路。本朝之所以形成了重文轻武和崇尚清谈的风气，王司徒实在是责无旁贷。做人嘛，既不能抗拒当下的潮流，又不能因为随波逐流而丧失自我。” 桓温恭谨地说：“老师教训得是，我今后一定要好好把握清谈的这个度，努力做到得大于失。” 不过，郁闷归郁闷，清谈对于初进官场的桓温来说还是有莫大的吸引力的，加上琅琊王府的工作比较悠闲，不久之后，他又忍不住继续跟这班清谈的发烧友混在一起了。 一个时代的风气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清谈启自东汉的郭泰，成于魏晋的阮籍。他们都是些避祸远嫌、政治消极的人物。清谈的兴起，大概是由于东汉末年饱受党锢之苦的诸名士在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后，把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当否的清议，而改为抽象玄理的讨论。 玄学产生的初衷本是为了解决当下政治、道德与人生理想的诸多难题，所体现的是一种士大夫式的高远的价值理想和精神追求，其着眼处与老庄道家略有不同。倡立正始玄风的何晏、王弼等人所发起的有关天人、有无、体用、本末等命题的辩论，无一不涉及社会的诸多热点问题，骨子里无一不关注政治关系的调整，陈寅格先生早已指出，清淡一事，虽为空谈老庄之学，而实与当时政治社会有至密之关系，决非为清淡而清谈，故即谓之“实谈”亦无不可。（见《陈寅烙先生编年事辑附录》）。 为了避免政治当局的猜疑和****，清谈者们后来逐渐把逼格提得越来越高，变得专谈名理而不谈政事。当清谈的逼格一高，自然就有高人来凑热闹，后来加入清谈馆的山涛、王戎、王衍等名士，集尊显的达官与清高的名士于一身，既享受朝廷的富贵，又标榜林下的风流，成为历史上名利双收的案例。 魏晋时期之士族，渊源流传长至可达数百年，此等官宦人家族人众多且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在社会上常居于支配地位。因此亦常为政府所依赖。 溯源东汉之世，大族做官者尤多，至东汉晚期，士族成为社会上的特殊阶层，及至魏文帝时陈群倡言建立九品中正之制后，国家选拔官吏只看家世出身，导致门阀士族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成为政治之核心力量，他们又通过大族之间的互相联姻，在统治阶级内部构成了一个门阀贵族阶层，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代代相传的特权制度，即“门阀政治”。 及至中原士族大家带领其原有部曲渡江拥戴司马睿（元帝）而创立的东晋王朝，那些南渡的士族们以皇室为旗号，得以在江南立足并重获其原先所拥有的各种权势与财富。这个苟安江南的局面对于多数已经重获权势与地位的士族来说绝对是称心适意的，因此稳定乃至固化对自身有利的门阀政治、减少政治摩擦是统治阶层的主流的内在需求，这种内在的需求反映到经济层面，就是倡导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自然无为的政策，反映到思想层面上，就是在精神方面追求旷逸出世，不问俗政。 饱暖思装逼，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士人能够象东晋的士族那样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他们皆拥有广袤的庄园，整个士族的家庭只需要有一、两个人在朝中当官，以支撑着门面和作为政治保障，其他的族人就可以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们有充分的条件去意识和发掘自我之可贵、生命之可贵、智慧之可贵、情趣之可贵、美学之可贵以及文学艺术之可贵。 在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契机下，玄学就在东晋由潜学一举华丽转身为显学，而清谈也就逐渐从在野党的影射发泄工具晋升为上流门阀派系之间的沟通交流工具，不但清谈的内容和形式随之改变，就连清谈的门槛都大大提升，甚至成为厕身政坛的垫脚石。能够参与清谈沙龙不但是名士的资格象征，还有可能因为在清谈当中的高逼格语录而一鸣惊人，并得以在政治上平步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