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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个性雄豪，自负才力，内心有着极大的自信，这从桓温“拜表便行，孤军平蜀”的行动中可见端倪。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内驱力充足，自我实现欲望强烈，桓温的这种心理特征很能体现在他的政论散文当中。桓温的此类文章较多，《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晋大司马《桓温集》十一卷”，下注“梁有四十三卷。又有《桓温要集》二十卷。”《旧唐书》、《新唐书》都载有二十卷的《桓温集》。清严可均《全晋文》辑有桓温的奏疏十二篇，其余为檄文一篇、书信四篇。 桓温的文章以表疏、信笺与檄文等政论散文为主，内容与时政密切相关，多涉及国家的用人、君王的素养、吏治的整肃以及对外的军事问题等内容，其文章韵散结合，结构疏宕有致，文字典雅，注重对仗，用典精切，情辞相称，比喻恰当，体现出不俗的文学功力，是他在政坛上的投枪和匕首，他的犀利文风在这篇弹劾殷浩的上书中可见一斑。在这篇上书当中，桓温指斥殷浩的罪过主要有三点：一是对德高望重的蔡谟试图使用大刑；二是耗尽国资、党同伐异而无所作为；三是逼反姚襄，以致军败于外。 东晋朝廷在收到桓温声色俱厉的上书后，迫不得已，只好将殷浩废为庶人，安置在东阳郡（浙江省金华市）的信安县（浙江省衢县）。 此时，郗的儿子郗超已经从司马昱那里改投桓温的门下，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掾。郗超，一字景兴，又字嘉宾，是一位非常之人，史书称其为“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当时之世能入桓温法眼的人很少，而其与每次郗超言谈，桓温总是有深不可测之感慨，因此他深为桓温所赏识。此时，桓温对郗超说：“殷浩品格高洁，能言会道，假使让他担任尚书令和仆射，足以成为朝廷百官的楷模，是朝廷用人不当，才以致有今日啊！” 殷浩虽然被罢黜流放，但没有说过半句无怨言，神情坦然，一切听天由命，依旧不废谈道咏诗，即使自家亲人也看不出他有什么被流放的悲伤。只是整天用手在空中写“咄咄怪事”四个大字而已。由此我们能够体会他对自己此前的失败还没有真正的释怀。 殷浩的外甥韩伯，素来受到殷浩的赏识和喜欢。殷浩被废之后，韩康伯陪着舅舅来到信安居住，一年之后，司马昱将其升为中书郎、散骑常侍。韩康伯告别舅舅回京，临别之时，殷浩将其送到河边，随口吟咏曹摅（音：数）的两句诗：“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吟罢，殷浩伤感地流下眼泪。宝宝虽不说，宝宝心里苦呀！ 客观的说，殷浩的北伐之所以未能成功，固然有他个人的原因，但也不能把全部责任推到他身上。殷浩再怎么差，也至少要比那些赏识他和抬举他的人强。殷浩的失败是外在的因素加上他本身的性格弱点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外因方面，殷浩所面临的困难主要在于： 一、东晋的国力偏弱。东晋毕竟国小兵少，整个东晋所有的人口也不过三四百万而已，而北方虽然屡遭战乱，人口都一直有千万人左右的规模。当时北方的各方势力，动辄就能够拉出数万的军马，冉闵全盛之时甚至有三十万之众，前燕军队也至少在二十万以上，想当年慕容恪大战冉闵的那一仗，慕容恪所带的可是满满的十四万兵马，而且还是清一色的骑兵，就这兵力东晋能拿得出手吗？况且北伐远征需要千里运粮，就需要耗用多几倍的劳力，这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兵员不足的问题这蔡谟和王羲之均早已提及，殷浩本人对此也是深有体会，因此，他才一直没有迅速出兵北上，而是先将收复后的淮河南岸的荒地开垦出来作为军屯，以做好北伐的粮食储备，在这一点上，殷浩还是在稳妥地做实事的。不过若是得不到桓温势力的支持，再怎么努力都很难凑够令北伐有所成就的人马。 二、中央权力太弱，藩镇难以号令。支强干弱一直以来就是东晋朝廷的痼疾，各大家族势力盘根错节，方镇势力权力过大，中央政府根本无法把各个方镇的力量整合起来一致对外。如果不能够做到中央集权，所有关于的北伐倡议都是耍流氓。光是在这个问题上看，其实贯穿整个东晋历史的绝大部分的北伐设想都如同镜花水月般的不切实际。 三、东晋的政治体制对于招降纳叛的策略运用很不利。为了解决兵力短缺的问题，殷浩还是能够很策略地采取了种种手段去招抚和使用北方的降将，尽管这些降将时而出现反复，但也有不少最终能为东晋所用的，如刘启等人。不过，由于东晋渡江后的各个大族为了维护渡江之后的自身家族利益，数十年以来，一直按照过江的先后评定高门或者寒门，久而久之，在东晋当权者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后到北方士族的鄙视，更不用说是出身寒门、庶民甚至是少数民族的降将了。这一点在谢尚激变张遇、殷浩逼反姚襄两事上表现得最为典型。由于来自思想深处的层根深蒂固的隔膜，导致了东晋主流社会很难接纳来自北方的降将，从而真正起到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