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听了林逸青的回答，再次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正如林逸青所说，他对自己的处境，其实是一清二楚的。

西乡隆盛是下级武士出身，以维新英雄的身份出任陆军大将（当时日本军界独一无二的大将），近卫军统领，参议三项军政要职，可以很明确地说，有名有权，已经是位极人臣，不可能再有更高位置了。日本全国无论贤与不肖，全都知道西乡隆盛的威名。西乡隆盛的二千石俸禄也是维新英雄里面最高的（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每人也才一千八百石）。西乡隆盛身为陆军大将，近卫军统领，名义上全国陆军他都有权调动，连驻扎东京的近卫军，也都归西乡隆盛统率，日本陆军和近卫军将校，也大都是西乡隆盛一手提拔，海军将领事实上他也有权任命，可以说位高权重，哪怕是退下来之后，对日本政局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西乡隆盛按说已经是掌握政权的人中的一个，可偏偏他所坚持的理念，他所维护的人群利益，是跟当时大多数政府中人的理念， 和他们所维护的人群利益格格不入的。西乡隆盛的急进“征韩论”在朝议中的失败，已经很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而他的愤而出走，也说明了他已经对明治新政府的一些措施彻底失望，知道自己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通过他的“参议”身份来求得改变。西乡隆盛的辞职和出走，在当时是件震惊朝野的大事，甚至被称为“明治六年的政变”，导致“西乡有谋反动机”这样的认知在朝野实实在在的存在。紧接着的明治七年，为日本奠定法制基础、曾身为大法官、司法卿、因西乡隆盛的“征韩论”未被采纳、也因自己的一些法制理念未获接受而与西乡一起下野的江藤新平，在九州的佐贺（离西乡所在的萨摩鹿儿岛并不远）的3000士族的拥戴下，起而反叛，然而旋即被大久保利通镇压，并以极刑枭示众，是为“佐贺之乱”。西乡隆盛虽然没有响应江藤新平的反叛，然而，他们的下野原因，拥护人群，居住地点，影响力和身份都是相去不远的。可以说，当时大多数的日本人都会以“佐贺之乱”作为强化“西乡是有谋反动机的”这一观点的根据的。而大久保利通对于江藤新平的断然枭，也是想要震慑西乡隆盛，西乡隆盛对此心知肚明。

而西乡隆盛经营的私学校，则更为大久保利通等人所忌惮。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校，它在鹿儿岛市内和县内各乡设有130多处分校。可以说，这是一个以西乡隆盛为中心的紧密组织。更严重的是，鹿儿岛县从来没有上交过日本中央政府税款，县令大山纲良以下区长等官吏，公然不服从中央政府的调派。各级重要职务都由私学校的干部担任，甚至警察也多为私学校的人担任。这可以说是一个以西乡隆盛为党魁，以私学校的校训“道同义协”、“尊王悯民”为纲领，以维护旧下级武士阶层利益为己任，以学校的形式为各级组织，以西乡隆盛的私人俸禄、各学生学费、以及鹿儿岛县租税为经费的独立王国。而且，这个独立王国，已经掌握了鹿儿岛整个县的行政组织，又公然不服从政府的法令与人事调配。更何况，西乡隆盛手下的那些私学校骨干，都不是一般人，他们全都是经过戊辰讨幕战争洗礼过的武士，能征惯战，而且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在明治新政府看来，西乡隆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反形已具”了。

“难道……真的要……”西乡隆盛的眼中闪过落寞之意。

“而今大久保、山县等人已然四处调兵遣将，加强九州地区的兵力和警力，并加紧实施一系列削弱士族实力的措施，我想这些情况，南洲先生不会不知道。”林逸青道，“而我来时，却见先生并未做什么应对措施，难道先生真的想要束手待毙不成？”

“有一件事情，我还要请教瀚鹏。”西乡隆盛没有回答林逸青，而是反问道，“瀚鹏如此帮我，难道就不担心我日后会对乾国不利么？”

“乾国和日本如不联手，将来或许会有一战，但绝不会是现在。”林逸青答道，“南洲先生辅佐下的日本，也许五十年后会与乾国为敌，而大久保治下的日本也许十年内就是乾国的死敌。帮了南洲先生，乾日两国至少还能和平共处五十载，若不帮南洲先生，乾日两国十年内恐刀兵相见矣。十年内开战，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乾国，都没有任何好处！如此结果，则不论是南洲先生，还是在下，都是不愿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