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豪放派词人苏辛并举，虽说词风皆大气豪放，但词境有别。这与二人的人生境遇和所处时代有着紧密关联。北宋虽弱，但南宋王朝偏安一隅，苟且偷安极大地影响了两个王朝当事人的胸怀，也左右着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苏生于北宋，辛则流乱于南宋，尽管二者才满志大，但大时代大环境造就了不一样的格局。

以《水调歌头·赤壁怀古》为代表的苏轼豪放词作和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为代表的辛弃疾豪放词作，一是对三国英雄人物驰骋江山豪放的抒怀以寄寓词作者的报国酬志情怀，一是对荒诞南朝以刘裕为代表的枭雄的歌咏以寄寓词人收复旧地的夙愿。可以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托古言志，始终是文学创作的便捷法门。

北宋暂且不提，南朝前后腥风血雨史事一路读来，令人胆寒。唐杜牧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遮掩了多少血腥的旧事，雪藏了无尽的人间悲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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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从杜牧的小诗作为题引，说一说南朝的烟雨，及烟雨散后那种末世的凄凉，透过五百多年的大动乱，真切感触低于人间恍若隔世的旷古的悲怆。

（一）

刘裕其人，《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五》说他“名微位薄”之时“轻狡无行”，贵盛之流“皆不与相知”。辛弃疾隔了几百年以词举人，怕是对刘裕早期低贱身份后来却位及九五之尊的大作为的心理认同，辛有极强的“功名事业心”，其志“非小可”，然比起刘裕，功业未成，只能“溪头卧剥莲蓬”，以田园为适了。的确，刘裕出身贫寒，年轻时，在长江的芦苇荡打过柴、捕过鱼，在丹徒从事过农耕，参加北府兵后，开始也只是很低级的小军官，但其人多谋善断，且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于是凭藉个人才智扶摇直上，他通过入建康（今南京）、逼令晋恭帝“禅让”到杀掉已经被废的零陵王（即晋恭帝）三部曲成功实现了篡晋建立刘宋政权的野心目标。

刘宋政权及其后的萧齐、梁、陈政权是史学家所成的“南朝”，与北方先后建立的北魏、西魏等政权合称南北朝，而南北朝与魏晋紧密相连、前后承接，构成了中国古代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的大动乱时期，上一波则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而下一波则出现在五代十国时期。

大动乱时期，不仅直接反映在王朝的频繁更迭，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反映在社会思潮巨大的动荡上。

寡廉鲜耻、忘恩负义之徒前仆后继，政治高压、生灵涂炭、民众于水深火热中生死煎熬，民生凋敝，阴谋血腥屠杀不断是这种时代的显著特征。

刘裕当然不是创。单说魏晋，“禅让”之风层出不穷，帝王将相走马灯似的“你方唱摆我登场”，在这个极其严酷的时代，说真话，谏议表忠贞反而更用意遭来杀身之祸，甚至株连灭族。

同时，再这样的时代，也是思想的大碰撞最激烈的时期，“刘伶醉酒”在今天是商家的富有文化意味的广告宣传语，而于那个真实鲜活的时代，那是用人头和血浆浇灌的“恶之酒”，也因此在那个时代崇尚清谈、注重玄学，以及不少远害避祸者纷纷遁入山林炼丹求道或遁入空门以求全身，或在街市装疯卖傻，躲避无妄之灾。

在这种严酷的时代，刘裕的选择不是特例，历史上的冒险家从来不缺乏“勇气和担当”，为了血染的皇冠，即便是短暂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享受片刻的万民臣服的快感，舍下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

三国曹丕以魏代汉，司马炎以晋篡魏，刘裕以宋吞晋，及其后的齐、梁、陈诸朝，是一段几乎不间歇的全国大动乱的历史时期，在这段时期，“创业者”尚有一、二保其位，及二、三代便日趋式微。残酷、暴戾、昏聩、穷奢极欲、污秽无行无一例外催其早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