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8年的秋季，广东基本上是风调雨顺的年节，地里收成还算不错，嘉应州农民杨春福挺是高兴，今年的稻谷打下来，多卖上几百文钱，家中兴许能宽裕一些。他是典型的农民，家中丁口多，婆娘给他下了六个小崽子，都是男孩，胃口大，吃得他穷得不行。

早些年杨家还有3亩多一点的私田，可是等到杨春福生到第四个儿子时，因为还不起债务，让地主家全收了去。现下杨春福一家是耕种地主家的田，租子很高，不仅杨春福要出力，他家年岁大一点的孩子也要出力，他家婆娘能做一点针线活计，但也补贴不了多少家用。

稻米都收完了，杨春福带着几个儿子推着小车将收成送到自家，地主家的管家不过多时便会来收租子。杨春福的主家十里八乡最大的地主之一，全村约有一般人都是耕他家的田，除了收租，地主也会代表官府完粮纳税，同时如果各家有余粮，也是会卖给主家的。

杨家小儿子才六七岁，长得有些黄瘦，他还不怎么懂事，看到家里爸妈和哥哥们脸上都带着笑意，能够感觉到似乎是好事，他从后面扯了扯杨春福的后摆，稚气地道：“阿伯，多了钱可以买肉吃么？”

有些客家人称呼自己父亲叫做阿伯阿叔，这是一种拣气的避讳叫法，比如明明是生了男孩，却叫生了妹子，图的是平安吉利，跟北方人给小孩取名叫狗蛋一类的名字一样，为的是好养活。

杨春福拍了小儿子的脑瓜一下，半责怪半怜爱地道：“你个馋嘴猴。”

他看到几个儿子眼中都带着一点希冀，又想起严厉的老婆，狠了狠心，道：“行，若是多了银钱，便去切三指肉，也叫你们兄弟几个解馋。”

说着，他自己还咽了一口口水。

地主的管家柳爷带着四五个帮闲来了，柳爷人还不坏，主要是会做人，基本上不会颐指气使，若是谁家真的有什么困难，也能帮着去说一说。地主家信佛，虽说不会做慈善，但一般不能把人往死里逼，如果名声坏了，众人也便不愿意耕自家的田了。

柳爷到了杨家破屋的门口，打个千儿，道：“老杨，好啊。”

杨春福弓着身，也不住作揖，“柳爷您吉祥，你们几个兔崽子，还不给柳爷磕头。”

自明清开始，国人的膝盖软了，寻常后辈见了晚辈或者官儿，都是磕头的。几个杨家小孩也是磕头磕习惯了，连最小的儿子也趴在地上磕个头。柳爷呵呵一下，叫几个孩子起来，他也没什么东西给小孩子，毕竟哪家佃户见了他都要磕头的，要是分糖什么的，也把他分穷了。虽然给地主家做事，柳爷倒也不怎么富裕，也就比这些佃户稍强。

收成上了称，杨春福需要交纳一半的收成给主家，这一带大都是这么个情况，不过一般佃户们是交不全租子的，实际大家一般按照乡约，交纳租地和约中的八成，也就是说，地主是拿全部收成的四成的。

今年收成好，交租是没什么问题的，杨春福在意的是去除租子、口粮之外的余粮，这个东西可不是每年都能有的，杨家还欠着一些外债，如果余粮卖了钱，总归能还上一些。

柳爷这边说道：“租子交割，余粮过称，作价是五两七钱银。”

杨春福一惊，“怎么只有这么少？”

柳爷叹道：“不是主家收价低，你就算拿到县城，也是这般价格的。这两年银子越来越贵，好好定制着一两银子一吊钱，今年一惊长到一千三百多文了。而且从南洋输进来的稻米也越来越多了，粮价只会越来越低。今年大家收成都好，粮价又跌了一成不止，街面上的粮商早串通好了，谁家的粮食也卖不上价啊。”

杨春福一惊有些痴痴傻傻，他外面欠了10两银子，原想着今年余粮一卖，便能还上这钱了，兴许还能剩一些，却没想到，现在连还钱都不够了。如果今年还不上钱，就会利滚利，到明年恐怕就更还不起了。说不得，只能饿一下全家肚子，卖一些口粮，看看能多还一些钱，就是一些了。

他欠的账，是附近一个会党的，说是叫什么天地会，天天一些泼皮在七里八乡调戏小媳妇，惹乎老实人的，杨春福一个普通农家汉子，惹不起他们，更不敢不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