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教授走了以后，黄茂、涂宪等人还围着试验台转圈圈呢。

实验狗们更是不堪，两眼放光的出着神，一个个幻想着自己的未来。

白花花……不，蓝茫茫的大团结，整整齐齐的堆起来，却暗示着它们是杨锐可以随意使用的资金。

它们就像是婚礼蛋糕一样，有点任人宰割的样子。

对普通人来说，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现如今，那些从广州倒腾衣服的，从俄罗斯倒腾皮草轻工品的，身价数十万元的不在少数，但普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这种事。

对于城市里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朋友圈中的富裕者甚至不一定能达到万元户的标准。

而国家媒体也还在用万元户来形容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然而，眼前的大团结，已经是55家万元户的全部资产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呀……”汪颖暗自念叨了两句，将涌上心头的纷繁心思给压了下去。

黄茂和涂宪等人亦是如此。

这笔钱与他们无关。

实验室是一个上下级分明的世界，虽然大家都在努力的工作，但荣誉往往属于个人，利益往往也属于个人。

更多的时候，人们听到的都是玻尔，而非玻尔实验室，以及实验室里的群众。

就国内目前的潜规则来说，正常的科研经费，被实验室负责人或实验室主管拿走一些实属正常，相对来说，年轻而有追求的科研员，会留下多一些，但不拿是不可能的……

这其实也与国内的科研机制有关。经过前几年的改革，科研机构的日常经费被消减殆尽，不光是科研人员的工资奖金等福利待遇被消减了，最重要的是没有了日常的维护费用。

早十几年的时候，科研机构维护仪器，购买仪器，甚至维护大楼，建设实验室、办公室的经费，都是有政府全资负责的。除此以外，植树造林，搞盆栽，弄园林，雇佣专门的清洁工人，或者搞家属楼，弄浴池，也都可以向上面申请，然后等经费来，一家普通规模的研究所一年下来，这方面的开支总要一两百万元。

但进入80年代以后，这些经费基本不在政府的列支中了。

然而，设备依然是需要维护的，大楼依然是需要修缮的，卫生依旧是需要打扫的，没有商品房的时代，家属楼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开支，就全部要从研究经费中开支了。

一些纯粹的研究机构，甚至明确下文件，要求研究员上缴20%乃至更多的研究经费给科研所，从而维持科研院所的日常运作。

这是中国科学界两极分化的开端。

从这一时期开始，项目和经费渐渐的变成了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生命线。

有项目的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才能拿到经费，才有开支的本钱，没有项目的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那就慢慢等死吧。

对国家来说，这些无法凭本事拿到项目和经费的科研院所，活不下来就拆分合并，到80年代末，连兵器部都给裁撤了，死掉的科研院所更是不计其数。

正因为如此，80年代的科研大牛才会天不怕地不怕，想骂领导骂领导，想拍桌子拍桌子，因为院所的领导等于是他们养着的，能独立申请到经费的大牛，人在经费在，等于是院所的爷，他们不爽了，带着经费跳槽，全中国尽可取得，而人才流失的院所被裁撤了，领导也好不到哪里去。

北大这样的大专院校相比纯粹的科研院所要好不少，抽取的科研经费比例也很低，不过，到了唐集中这样的水平，他的实验室虽然号称独立，也免不了要提供一些经费购买公共仪器等等。

总的来说，就是科研人员不愿意将科研经费全部用于科研，国家也默许科研人员将科研经费挪作他用。

这种粗放式的管理持续了多年，日后自然是管的越来越严了，但在80年代，几乎就像是薪水报酬一样平常。

王晓芸见杨锐不说话，帮忙出主意道：“咱们是不是该买个保险柜了？”

杨锐一晃脑袋，醒过来似的：“买保险柜做什么，存到银行去好了，蔡教授也是，带好几个人来送钱，不如给我一个存折。”

“钱存到银行，以后每次用都要去取，留下记录不说，支取的数额也就被记录下来了。”黄茂很清楚其中的道道，顺便给杨锐做了解说。

杨锐恍然，缓缓点头道：“这么说，咱们得把财务室给弄起来了。买个保险箱，不会反而遭贼吧。”

“放心吧，人家钢一次薪水上千万，也没见被偷过。”王晓芸语气笃定。

王晓芸的老公涂宪不好意思了，道：“钢是好几万人的大工厂，人家是有一个民兵师的，和我们实验室不一样，咱们实验室晚上都没人看着。”

“民兵师又不是天天在会计室外面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