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中都囚困着一头魔鬼，文革，就是打开囚笼、释放魔鬼的钥匙，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很多人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有的只是被洗脑后、歇斯底里的癫狂！

这时候，天色已黑，树林里更黑，女生的一声喊叫从前方传来，我父亲跟王思河都吓了一跳，不过，两个人很快镇定下来，因为女生喊叫过以后，紧接着传来两个男生的声音。我父亲听的出来，正是男一跟男二的声音。

男二先说：“*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男一又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女生又叫了一声：“我压迫你们了吗？”

女生说过这句话以后，男一跟男二都没吱声儿，除了女生继续喊着放开我，放手之类的话，显然他们自己人内部出现了矛盾。

我父亲跟王思河顺着声音慢慢摸了过去。昏暗的小树林里，几棵小树之间，三条人影扭打在一起，男一跟男二默不作声，女生一边喊叫，一边反抗。

再走近一点儿，看得更清楚了，男一跟男二正在扒这个女生的衣服。

他们想要干啥，我父亲不知道，单纯地认为这时候的天气要是把衣服扒下来，非给冻着不可。

男一男二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那个女生跟我父亲年纪相仿，十七八岁。王思河想趁他们不注意冲过去，我父亲拦下了他，因为男一男二基本上已经育成熟，并且身材高大，我父亲跟王思河因为经过饥荒的折磨，不但身材矮小，而且瘦骨伶仃，双方真要是打起来，不见得能讨着便宜，正面不成，只能偷袭。

写到这儿，有人或许会问，男一男二就没饱受饥荒折磨吗？受了，不过程度很轻。这是有区别的，他们是城里的“市民”，当时“市民”的标准要比农民高一等，打他们出生那天起，国家就有口粮补助，要不然国家收那么多农粮税干啥，饥荒里饿死的基本上都是农民。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市民”还是比我们这些农民高出一等，要说谁的户口由农民转成了“市民”，那别人指定羡慕的不得了。当然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城里的市民都羡慕起我们这些农民了，种地不交公粮还有补贴，无论走到哪一步，至少家里有粮食，能穷死也饿不死。

我父亲跟王思河一商量，两个人在小树林里转九了起来。他们想找个树枝啥的，不过这小树林里的树都不大，再说地上也没有掉落的枯树枝，于是两个人跑到更远的地方撅了一棵比手腕细一点儿的小树，每个人弄了一根两尺来长的木棍。

等回到两男一女那里的时候，那女生已经被两个男生摁在了地上，上半身给扒的只剩一个小卦，男二这时候压着她两条胳膊，捂着她的嘴，男一压在她身上，好像正在解她的裤。

男一跟男二两个这时候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地上的女生身上，我父亲跟王思河拎着棍从他们侧面绕了过去，他们并没有察觉。

等到距离只有四五米远的时候，我父亲跟王思河举起手里的木棍，朝男一男二猛然间起了攻击。

等棍抡在男一男二脑袋上的时候，两个人这才察觉，不过已经晚了。我父亲、王思河，两个跟人动起手来特别的狠，当初我太爷教他们练的那些功夫，全是实战用的，说白了，就是杀人的招儿，他们知道哪里是要害，知道打哪里能一招制敌。

棍抡下去以后，脑袋顶不打，后背不打，专打后脑勺跟脖颈，这种地方最脆弱，正儿八经一棍抡下去能把脖给打折了，对方当场就没了反抗能力。

我父亲跟王思河几棍下去，俩货连哼都没哼一声儿，全闷头翻在了地上。

我父亲他们两个并没有就此罢手，痛打落水狗似的，抡起棍卯足劲儿的砸，别的地方不砸，砖砸脑袋。等这俩家伙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满脸是血，抱着脑袋满地打滚儿，他们倒是想爬起来反抗，但是根本没有那个机会，眼看快爬起来的时候，被我父亲或者王思河飞起一脚踹在他们屁股上，重重摔个嘴啃泥。

这俩货倒是挺硬气，一边挨着棍，嘴里居然一边还破口大骂，我父亲跟王思河听他们骂，越打火儿越大，棍抡下去一下比一下狠，打不着脖颈，就打左右两侧肋下，这俩地方也是要害。我父亲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我亲眼见他一拳打在别人左肋下面，直接把人家打翻在地，那人四十多岁，躺地上好几分钟都没能上来气儿，事后我妈登门给人家赔礼道歉，人家把衣服撩开，我妈一看，好家伙，左肋下面一个黑青的拳印，又狠又准，最后赔了人家四百多块钱医药费。

也不知道打了多久，两个家伙躺地上不再动弹了，也不再骂了，棍再抡在他们身上，就跟打在死猪身上差不多，我父亲跟王思河见状，这才停下来呼哧呼哧喘起了粗气，心里边儿那些怨气跟恶气也跟着出来不少。

等把气儿喘匀实以后，我父亲走到俩家伙跟前，用棍分别捅了捅他们，两个人居然还是一动不动。这时候，我父亲跟王思河的脑都冷静了下来，王思河小声儿问我父亲，“哥，咱不会把他们打死了吧？”从听声音能听得出来，王思河害了怕了。我父亲一听他这话，也害了怕，对王思河说道：“走，咱赶紧回家。”

两个人扔了棍就跑，他们本想沿着原路离开树林，然后到火车站搭火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