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法规这玩意从来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宋朝有没有执行青苗法的基础呢？洪涛的回答是没有！

从宰相到村里的小地主都是旧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心甘情愿的从自己兜里掏钱帮国家解决农民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也就都成农民了。

人这个玩意，从古至今向来是用屁股决定脑袋的。原来农民租种地主大户的土地耕种、借高利贷买农具牲畜，一切收益都归地主大户，也就是归于士人阶层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等于是让农民向国库借钱交利息，跳过了地主大户士人这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能乐意才怪。

这时候还能指望他们去帮着实行新法吗？他们只能一边很不情愿的糊弄事儿，一边想办法给农民增加负担，把他们损失的利益尽可能多的弥补回来。

就算是不打算从农民身上捞钱的官员，现在也不得不向农民伸手了。因为新法是朝廷由上至下强制执行的，还做为考量官员政绩的硬性标准。

这件事儿做为现代人应该特别熟悉，因为它就曾真切的生在我们身边。当GDP成为升官的要指标时，官员们会如何做就可想而知了。

越是心狠手辣的缺德官员就越是能想办法获得更多的政绩，最终倒霉的还是农民。因为这些成绩都是从他们身上割下来的，血淋淋的带着热乎气被送进了国库。

这样一弄农民的负担不仅没让青苗法减轻，等于是一边应付打着青苗法盘剥的酷吏、一边还得多掏一份儿地主大户的钱，负担反倒加重了。

大部分农民是看不到这些幕后原因的，他们只知道原来没有青苗法的时候自己每年还能剩二百斤粮食，青苗法一实施年底自己就剩五十斤粮食了。

其余那一百五十斤粮食哪去了？农民们算不出来，只能怪在青苗法头上，这是天经地义的。

结果呢？就是新政在朝堂上被保守派官员们指责、在民间被广大人民群众骂。宋朝的商业再达，它依旧是个农业社会，农民的境遇决定了整个国家的走向。

皇帝一看，新法弄了半天两头都不受待见，能有信心继续坚持下去才怪。失去了皇帝的全力支持，除非把外星人弄来还有可能，只要是地球人，啥安石也没戏。

再然后呢？就该找背锅侠了呗。即便皇帝想说这个馊主意是自己出的，朝臣们也不会答应。皇帝必须要完美，不能有大错，即便有也得由臣子们代替。

所以吧，谁是跟着皇帝变法的主要人员，这个锅就得由谁来背。比如王安石，他就是改革的急先锋，成功了会变成千古一相，失败了就变成千古王八蛋。

玩政治和做买卖一样，投入的大才有可能收获大，同样道理，获利大风险就跟着变大，世界上没有风险小、获利大的好事儿，生意和政治其实是一种游戏。

这仅仅是就法规本身而言，但任何一部法规都不是单独出台的，制定它的人和组织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想借着这部法规干什么呢？

具体到神宗这位年轻皇帝身上，洪涛闻到了浓浓的战争味道。好好的这么急于充盈国库、整备军队，总不会是要进行大阅兵吧？

现在宋朝只有两个主要敌人，一个是西北的西夏、一个是北面的辽国。不管是要对西北还是对北用兵，都需要大量的钱财。

看来这位皇帝大舅哥脾气还挺大、心气也挺高，他不想再两边受气，要放手一搏。赌赢了，他也能成千古一帝；赌输了，大不了再和谈呗。反正这些年朝廷光干这个事儿了，熟能生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皇帝这么想、这么做倒也没什么不对，赶上了战争时期的人民肯定是受苦，但如果能用一辈人的苦难换来儿孙几代人的和平，也算是一种可以获利的长期投资。

有些人总说不该把人民卷入战争，那是害民。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利益，想得到更多好处就必须付出。你不愿意付出、他不愿意付出，那谁来付出呢？难道说你这辈子过舒服了，就不管儿孙了吗？

付出是没错的，目标也没错，但如何保障这笔付出的回报率就是政府的责任了。

不能说皇帝一高兴就付出一次，赔了还是赚了先干了再说。这样的付出真就没啥意义，赶上这么一位皇帝老百姓就只能自认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