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把舰队放在渤海湾里面，”巴夏礼坐在了紫色天鹅绒靠垫的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面前，他喝了一口苏格兰最好的威士忌，终于情绪变得平复，双眼眯了起来，那个老谋深算的外交官又回到了巴夏礼的身上，虽然如今的巴夏礼不过才三十岁，“看准了机会打上几个小炮台，也要对着中国的统治者们亮一亮我们的肌肉，不过这些，还是等着中国人回复我们的照会再说！”

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六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

英方原本在广州要求入城的理由，是全面履行条约。其实真要入城，也未必有多少实际利益。从战争结束后，英国反而把领事馆从城内搬到更远的沙面，就可以了解其动机更多是在心理层面，而非实际的利益。清廷反对入城，主要是“严夷夏之防”的观念，认为外国人是蛮夷，怎可入华夏之邦？但修约要求起了以后，就必须要谈。叶名琛既不让入城，也不许见面，事情就走向极端化。

英军撤退后，南海知县华廷杰向叶禀报，行商伍崇曜与英国领事巴夏礼商定，在城外建一“公所”，英国人同意以后与叶名琛的会见，可在“公所”进行。叶名琛认为，这不过是英方退缩的表现。他“坚拒勿纳，毫无可商”。同时接连向咸丰帝出：“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的捷报。咸丰览奏大喜，下旨说：如果英夷“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断不可迁就议和”。

英国人同意在城外建“公所”谈判，虽不是由他们自己说出来，而暗示行商转达。如果叶名琛接受，也许有打破僵局的可能。但他却认为英国人无能，而予以拒绝。就把外交的路堵死了。咸丰的谕旨实际就是不准让步，但也不要引战争。这道谕旨清楚显示，朝廷没给叶名琛让步的权限。当然，叶名琛和咸丰帝根本不想让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胜利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