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战败，使咸丰只能根据英、法的要求，于6月1日派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庆海等人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谈判。从一开始，谈判的焦点便集中到了“公使驻京”之上。咸丰帝打算用耆英进行斡旋，在奏折上朱批谕示耆英：

“进京瞻仰。可告以速将各条定议妥协。并将兵船退至拦江沙外。然后再议进京之事。中国以诚信待人。亦断无别意。惟各国向无进京之例。此次应行礼节。亦须彼此商定。按照中国礼节。至各夷进京。中国民人。亦必惊疑。更须先为晓谕。不能临时猝办。再进京之请。皆俄夷从中播弄。英、佛、米皆重利。从前并无此说。

耆英谅已驰抵天津。即可往见英、佛（法国）、米（美国）三国。将所求之事。妥为酌定。如桂良、花沙纳所许。该夷犹未满意。著耆英再行允准几条。或者该夷因耆英于夷务情形熟悉。可消弭进京之请。则更稳妥。此时桂良等作为第一次准驳。留耆英在后。以为完全此事之人。津郡情形。甚属危急。不得不通融办理也。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以为凭借耆英过去与英方签约的经历必能成事，可英法联军早在占据广州后翻遍了广州官府的档案，对当年南京条约的内幕一清二楚，便多次刁难耆英，并拿出耆英在两广任上公文里面对于洋人侮辱的话语，反过来羞辱耆英，耆英羞愧难当，见不能成事，2天后私自回京。6月13日至18日，桂良先后与俄、美两国公使签订了中俄和中美《天津条约》；19日，桂良奏报与英国谈判情况：英国要求使节长远驻京，除宫禁要地外，京城任行无阻。消息传到北京，很快引起满朝大哗。

吏部尚书周祖培、刑部尚书赵光、工部尚书许乃普等10余人联名上奏，提出“公使驻京”之“八害”：一、知我举动，既速且详；二、建立高楼，窥我宫禁；三、营建使馆，拆迁民居衙署；四、观望陛路，无人敢禁；五、设馆传教，去我衣冠礼乐；六、民夷杂处，设有斗讼，无从讯断；七、包揽商税，任意往来，门禁税收尽废；八、朝鲜、琉球等国，由此滋生轻慢之心。

有个叫尹耕云的御史提出：这些夷人来京后，皇上以什么礼节见他们？要是外国人赖在京师不走，又当以何法逐之？另一个叫陈浚的御史，则提出了代表大多数人观点的“夷夏之防论”：“从来外夷臣服中国，入修朝贡，皆事毕即返，不许久留，所以严中外之大防也。若听异言异服之人，盘踞京邸，出入自由，则纳污藏奸，其弊何所不至”。就连后来对外以主和著称，倡导“洋务运动“的恭亲王奕，此时也要求在谈判中不能示弱。“设若外夷无礼肆闹，立即拿下，或当场正法，或解京治罪”。

如此之多的官员就“公使驻京”一事，在同一天里进言，在咸丰朝已经属于不小的政潮。然而这些进言者，对当时欧洲各国已经普遍实行的互派使节的惯例，完全不了解。只是用他们意念中的使节驻京模式，来推测其危害。其实将反对“公使驻京”的理由，表达得最充分的，还是咸丰帝自己。他在给桂良的朱谕中明确指出：“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动受挟制，战抚两难，贻害无穷，不如战”。6月24日，咸丰一面命令桂良以“我等如擅自允许，大皇帝必将我等从重治罪”的借口拖延，一面下旨给在天津的僧格林沁，加倍防守，准备决裂。桂良第二天接到此谕，英方也恰于此日送来条约草案，要求于次日签字，不容更改。26日下午，英国特使额尔金派人表示，如不按时签约，立即开战。当晚6时，桂良与额尔金签订了包含“公使驻京”内容的 《中英天津条约》。27日，又与法国专使葛罗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

条约签订后，桂良写了一道长篇奏折，历数无力与英法开战的5条理由，“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7月3日，咸丰帝收到中英、中法条约的抄本，以及桂良的奏折。桂良奏报咸丰：英法兵舰即将撤退，但如没有令英、法满意的皇帝朱批，战端又会再起。无奈之下，咸丰拿起朱笔，在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上，写下了“依议”二字。

综合英、法、美、俄四国《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有：一、公使驻京，觐见皇帝用西方礼节；二、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三、外国人凭“执照”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四、修改海关税则，减少商船船钞；五、赔偿英国银200万两、法国银100万两，条约签订之后，英法联军退出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