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接到他的兄长，伏见宫俊彦的死讯之后，东久迩宫捻彦却终于回国了。

而且，不用皇室来催请，东久迩宫捻彦就主动前来请战，提出来要担任上海派谴军的司令官职务，显然，东久迩宫捻彦是憋了口气想要找徐锐晦气，替他的兄长报仇，不过他的叔叔，陆军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却没有答应。

闲院宫载仁这老鬼子在军事上虽然能力平平，但基本的人性却还是谙熟的，以当时东久迩宫捻彦的心态，真要让他接任上海派谴军司令，他一定会向徐锐疯狂的报复，那么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仇没能报成，反而搭上自己的小命。

所以，闲院宫载仁把东久迩宫捻彦调到了相对安全的山东战场，让他接替香月清司担任第2军的司令官，准备先让他在山东战场适应一下战场气氛，然后再委以重任，而东久迩宫捻彦到了山东后，也果然没有让闲院宫载仁失望，兵不血刃占领济南，奇兵突出占领青岛都堪称是经典之作。

经过半年沉淀，闲院宫载仁觉得东久迩宫捻彦已经完全适应了战场的氛围，同时也相信他已经从急于替兄长报仇的心态中走出来，终于决定把东久迩宫捻彦派到华中，参与决定帝国国运的武汉会战。

除了东久迩宫的第2军，华中派谴军的序列中还有新编成的第11军。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更是个凶名昭著的人物，在日本军国化的道路上，以冈村宁次为的所谓的“昭和三羽乌”可以说挥了关键作用。

所谓的三羽乌，其实就是三杰的意思，比如汉初三杰。

昭和三羽乌中，除了冈村宁次，还有永田铁山以及小畑敏四郎，正是这仨老鬼子缔造了巴登巴登同盟，推翻了自明治维新以后所产生的旧有政治秩序，真正使日本天皇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军权力，从此日本才真正走向军国主义。

需要说明的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搭上了资本主义的末班车，并在短短三十年之内迅速成为了列强之一，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天皇其实并无军权，当时日本的军权把持在以明治三羽乌为的萨摩、长州两藩的官僚武士集团手里。

明治三羽乌中，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是萨摩藩出身，木户孝允是长州藩出身，在明治维新之后，这两个藩的官僚武士集团牢牢的把持住了军权，如果你不是萨摩藩出身，根本别想进入到海军高层，而如果不长州藩出身，则不可能进入陆军高层。

统治阶级固化，就必然导致腐败丛生，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海军、陆军界的腐败已经十分的严重，一二八上海抗战，长城抗战，当时虚弱到极点的中国、军队之所以还能够顶住日军的进攻，日军内部的腐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军权长期由萨摩、长州两藩的武士阶层把持，当然会引起皇室的不满。

裕仁当时还是皇子，却对这种现状十分不满，于是在裕仁毕生中仅有的一次出使欧洲的过程中，在撇开了萨摩、长州两个藩的眼线之后，秘密将冈村宁次召到了御前，嘱意冈村宁次去替他搜罗羽翼，组建以裕仁为效忠对象的少壮军官团！

于是冈村宁次找来了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组建起了巴登巴登同盟，事实上东条英机也参与了这次秘密集会，遗憾的是，当时东条英机只是负责放哨的小喽罗，这个巴登巴登同盟也就是后来昭和军阀集团的前身。

巴登集会之后，冈村宁次三人又相继将梅津美治郎、山下奉文、中村小太郎、中岛今朝吾、下村定、松井石根、矶谷廉介等七入引入巴登同盟，这十一人，共同组成了昭和军阀集团的核心骨干成员，这个也是日军赖以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石。

冈村宁次在调任第11军司令官之前，原本担任驻东北的第2师团的师团长。

在第2师团的师团长任上，冈村宁次在围剿东北抗联的战事中，初次试行了他的囚笼堡垒政策，就是将东四省的老百姓圈禁在一个个的大村子里，每个村子都由军警把守，这样东北抗联的部队得不到给养，很快就因为饥寒交迫衰败下来。

东北抗联兵力最多时，曾经展到三万多人，可在冈村宁次的囚笼绞杀下，很快就被打得只剩下不足千人，并且还失去了固定的根据地，只能四处打游击，从军事意义上讲，东北抗联已不可能再对关东军构成任何威胁。

正是因为在第二师团任上表现优异，冈村宁次才得以重用，被越级提拔为第11军的司令官，此举引了华中派谴军司令官畑俊六的极大不满，因为在畑俊六看来冈村宁次属于小字辈，根本就没资格担任集团军司令官。

这也为后面冈村次次面对薛岳时的苦战埋下了伏笔，因为他无法得到来自上海派谴军司令官畑俊六的全力支持，不过冈村宁次这老鬼子也确实是厉害，既便有畑俊六的擎肘，既便在南浔路上遭到了失败，也仍然从中路突破，打赢了武汉会战。

在这个时空，因为徐锐的出现，武汉会战的战前态势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基本上，却还是与历史上的出入不大，徐锐这只穿越而来的小蝴蝶虽然在玩命的扑腾，却终究还是没能够引一场大风暴，还是不足以改变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