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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思想的自由奔流

<span class="old">二、史学的勃兴

在轴心文明时代,中国的史学也开始勃兴。古典史学从来不是简单的记录史事,其根本用意在于对史事的评论,通过这种评论而勾勒出一种意义框架,将具体的史事安顿在一种整体的正当秩序当中,将思想通过历史表达出来。所以,其中的核心是史观,在中国的语境下,就是对于正统的叙述。于是,在春秋及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均展起一套历史叙事,以论证本国的正统性。<span class="ark" ttl="下文关于诸侯国的诸种历史叙事的分析,皆转引自[日]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第125—163页。">

在秦国,将本国历史上接于同样起自关中的周,自称为“夏”,而称关东诸国为“蛮夏”,受命于天的“夏”理当继周人之业而征服“蛮夏”。

魏国则在将其所处的中原一带称为“夏”,其以继承自晋国资料而撰成的史书《竹书纪年》,顺着诸夏的“大夫以下克上—成为诸侯—最终称王”的历史展而展开。这种叙事一方面为自己下克上,废除晋君之举正名;一方面又让自己既可以上承周之权威,又能否定现实的周王室,继承与革命并存于其叙事当中。

齐国则将疆域旁边的殷商故地与自己的统治领域视作一个整体,称之为“中国”,而夏之故地称为“诸夏”,地位略逊“中国”一等。在齐人所作《春秋公羊传》中,东迁之后的周成为诸夏之地,西周故地则沦为夷狄,而春秋时代的“中国”已现“革命”预兆,即田氏代齐之兆。故而最终齐将成为天下之至正。

由白狄建立的中山国,做《春秋榖梁传》。《榖梁传》当中否定了下克上的理论,认为公侯大夫等级分明,不能犯上作乱,否则便为违礼行事,将失去“中国”身份。而原本被视为“中国”的诸侯国接二连三地亡国或被其陪臣所篡,所以最后的“中国”就只剩中山国了。

楚国由于其地理所在而无法与夏商产生直接联系,所以它将其正统性向前追溯到祝融,乃至更早的颛顼,以此来否定夏和商的权威。楚王在春秋时代称王,并将先祖追尊为文王、武王,以抗衡东周的至尊地位,自视为继承了周文王之德,应当奄有天下。

这一系列的历史叙事的构造,从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当时的诸国,无论地处何方,实际上对于以正统性作为衡量政治的标准已有共识了,其差异只在于正统性的叙事逻辑上。二是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特征,在这个轴心时代便已鲜明呈现;其多元体现在多种正统性叙事逻辑的争夺,其一体正体现在对于正统性作为至高标准的普遍认同。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精神结构,向下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直到今天仍在其范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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