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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宝山事件是日军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之一。

在历史上，该事件不过是由汉奸出头，日本人力挺并主导，朝鲜人参与其中的，与吉林长春县万宝山地区因土地租约以及农田水利而产生的纠纷。

由于汉奸郝永德采用欺诈性手段与当地农民手签定土地租约，在租约尚未生效就将有关土地转与受日本人控制的朝鲜人经营，并进而在日本人别有用心的指使下挑动与当地农民间的事端，日本军警又公然偏袒，致使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展成日本军警向万宝山当地农民开枪，吉林地方保卫队与日本军警对峙的恶性事件。随后，日本和朝鲜的报纸又故意捏造事实，进行欺骗宣传，煽动仇华情绪，在朝鲜平壤、汉城、仁川等地掀起排华暴行，致使华侨死伤几百人。

当然，眼下日本军警刚向中方民众开枪不久，有关的仇华暴行尚未出现。

赵振中知道，即便没有万宝山事件和后来披露的中村事件做借口，日本人也会找到其他借口，就如同其自编自导自演，用于欺骗世人耳目的柳条湖事件一样。与万宝山事件相比，赵振中更为关心花谷正的酒后狂言，当下问道：“那花谷正具体都是怎么说的？”

刘成林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道：“威尔士也是听别人当作笑话转述的，好象花谷正说的是什么等7月份大炮送来，到秋后就可武力解决满蒙之类的话语。日本人在东北各处的兵力满打满算不过两万人左右，而东北军方面连同关内有近40万的兵力，这样的兵力对比，日军怎么可能武力解决东北？花谷正的话应该是酒后狂言罢了。”

“酒后狂言么？那可不见得。”赵振中思绪万千，幽幽地说道，“日本人有时候就是彻头彻尾的疯子，可这样疯子，有时候却被日本民众奉若神明，最典型的莫过于日俄战争时采用自杀性攻击的乃木希典了。而花谷正等人也正是这样的疯子。”

花谷正虽然现在只是一个少佐，但他却在1930年就出任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担任辅助官，其上司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土肥原贤二。由于接近驻东北日军的高层，加上思想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有共鸣之处，从1929年7月开始，板垣、石原、花谷正三人便就“满蒙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之后三个人每周都要聚会进行研究。

而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与石原，根据当时关东军司令官的畑英太郎的命令，组织关东军参谋进行“旅行”演习，勘察东北地形，拟订进攻路线，为其后武力夺取东北进行准备。

经过参谋“旅行”，板垣与石原等人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进行了刺探，以此为基础，暗中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

到1931年春天，板垣与石原在拟订了武力解决满蒙的计划后，又同花谷正谋划了“制造了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计划”。而且考虑到“制造战争借口显系轻而易举，可是问题在于处理善后难”的问题，为了争取日本军部内的实权人物的全力支持，1931年6月，花谷正携带《满蒙问题处理方案》赴东京，与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参谋次长二宫、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大佐、中国班长根本博中佐、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及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相见会谈。

这个《满蒙问题处理方案》得到了日本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参谋本部冈村宁次大佐、东条英机大佐的支持。永田铁山还亲自到东北视察，表示支持板垣、石原制定的“关东军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并答应拨给关东军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以为臂助。

1931年6月下旬，板垣、石原向花谷正及今田新太郎大尉说明了9月下旬要在沈阳柳条湖开始战斗行动。从那时起，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便开始物色作为骨干的人选，为事变的动做准备。

能够参与改变历史的行动，并被赋予重任，花谷正的心情自然是激荡万分。可参与如此重大的行动，现在却不能被人所知，无法享受众人那狂热崇拜的目光和赞誉，花谷正心里可谓遗憾多多。终于，在6月底的一次酒会上，喝多之后的花谷正忍不住向众人自吹自擂，炫耀自己即将取得的武勋来。不过，花谷正的大嘴巴并没有给他带来期待的赞誉，相反，得到的却是众人的嘲笑以及板垣、石原等人的严厉斥责。

花谷正也知道自己酒后失言会惹来大麻烦，便灰溜溜地专心物色起今后行动的可靠人选来。并在8月中旬确定了详细的柳条湖计划方案，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具体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