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7年8月19日，大明天启七年七月初九。

“福瑞丰”的船队在胜利港驻留了十余日之后，终于拔锚起航踏上返程旅途。而施耐德和何夕两人，也顺理成章地上了船作了乘客。他们这次真的是独自上路，甚至连使唤的下人都没有带一个。施耐德想的是到了广州再雇人就是了，而李奈却认为他们这是一种行事洒脱的表现，相对整天围着自己打转，大事小事都要来请示个不停的这些下人，反而是有些羡慕他们的无拘无束——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子。

船队一路走走停停，行进的速度莫说与“飞速号”这类快速帆船相比，就连海运部那几艘训练船都比不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船上有李奈这个矜贵人物，要任务就是保证航行的安全和平稳。船队每天只在天明时贴着海岸线行进，天色将暗时就靠岸停船休息，海面上风浪稍稍大一些，便会放慢行进的速度。仅胜利港到琼州府城这两百海里的路程就足足走了三天时间，让已经习惯了紧张日程安排的两名穿越者很是不适应。

船队循例在琼州府城停留了一天，主要是补充给养，顺便装一些本地特产填补空余舱位，另外还给本地的“福瑞丰”分号留下了这次新近购入的部分商品。施耐德也有幸上岸参观了一下十七世纪的琼州府城。何夕倒是之前已经来过一次，便为施耐德当起了向导。

作为海南岛此时的政治经济中心，琼州府城的面积和人口都大大地超过了崖州。在全岛的二十余万人口当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便生活在琼州府城及其周边区域内。而庞大的人口基数所带来的商业繁荣度同样也是崖州那样的流放之地比不了的，施耐德初步估算，琼州府城的消费能力至少是崖州的五到七倍，但目前这里与胜利港之间的贸易量显然还没有达到及格线。

不过这种局面随着海汉商品的逐渐输入，肯定会迅速地生改变。胜利港的产出品正在不断地丰富，除了玻璃制品和食盐之外，很快香皂、火柴等工业产品也会出现在这里的市场上。精明的商人们会主动采购穿越集团所需的那些物资，送去胜利港进行贸易——一个没有设置关税的自由港，对于从事海贸的商人们来说，根本就是绝对无法抵抗的诱惑。

李奈在巡视了本地的分号之后也作出了指示，要这里的掌柜设法从本地募集一些人手，为“福瑞丰”在胜利港投资的买卖做前期准备。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管理职位需要从广州派过去之外，李奈认为基层岗位完全可以从本地招募，这样也能为“福瑞丰”节省下大量的转运和安置费用。李奈甚至想过直接在胜利港招人，但当他了解海汉人给民众的酬劳之后就放弃了这个打算——海汉人给的工钱看似不高，但吃穿住行什么都包，这样算下来经营成本就很高了，讲究精打细算的“福瑞丰”可没有这种先例。

随后船队从南渡江入海口直接北上，沿着雷州半岛缓缓前行，抵达湛江外海之后才折转向东，经过茂名、阳江等地，终于在几天后抵达了珠江口的濠镜澳，也就是后世的澳门。

1553年葡萄牙的船队抵达了这里，并开始在此定居。1557年，葡萄牙人向明朝求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不过此地名义上仍然是明朝的属地，并且设有地方官府，划归广东省直接管辖。不过直到1590年，这里才因为生产牡蛎而得名为濠镜澳。戏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里对于外国商人的描写，便是源于他在十六世纪末的澳门游历之旅。

不过此时的澳门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贸易港，与后世繁华的销金窟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本还称不上城市。码头边除了一排石头砌成的仓库还像点样之外，便是一间间低矮的木屋小酒馆，往来的船员水手们基本上就在这种地方打时间。眼尖的施耐德还看到远处的房顶上竖着一个十字架，那里应该是一处小小的教堂。

岸边的码头甚至还没有胜利港目前的港口设施完善，似乎根本就没有管事的人对这些船只的货物装卸区域进行协调，杂乱的货物到处堆放，不时有被堵住去路的船员们出怒骂的声音。不过停靠的船只倒是比胜利港多了不少，其中甚至还有一艘三桅的西班牙大帆船，高耸的船和船尾以及长长的桅杆，让它在港口的一片船只中显得格外突出。

“这艘盖伦船排水量该有三百吨以上了吧？”何夕对于这艘充满异国风情的船只很是感兴趣，喃喃地说道。

“恐怕不止，我估计在四百到五百吨之间。”施耐德猜测道：“这船大概是从马尼拉过来的。”

“此船船身高大，炮火强劲，在海上甚是厉害，听说这种船即便是遭受海盗围攻，也可轻松脱身。”李奈听他们在谈论这艘船，便也参加进来。

施耐德摇摇头道：“这艘船是老式‘卡拉克’型帆船，艏楼跟艉楼太高会招风，这样肯定会影响船只的重心，而且逆风的时候也不利于船只的操作。英国人已经改进了这种船，降低了两头的高度，适航性更好，欧洲现在已经普遍采用了新船型。这种老船型大概也只有远东地区的马尼拉和澳门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