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石苞二人受是勋之命，领历年所掳高句丽人在辽东、玄菟二郡内屯田，练得精兵不下五千。去岁高句丽王位宫来扰，辽东太守董蒙率师与邓、石相合，御之于候城，位宫战不能胜，被迫主动退兵。回国之后，他越想越是气恼：“魏人易敌，反贼难当，吾今非败于魏人也，乃败于反贼！”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董蒙本人不通军事，所率魏卒只是坐镇后方，督押粮秣而已，真正顶在前线的都是邓艾、石苞所率的高句丽族屯兵，那些高句丽人不但对他们的故主毫无敬畏之心，反倒仇深似海，武器虽然不甚精良，作战却极其勇猛，这才使得位宫铩羽而归。

从来二鬼子比外族人屠戮自家同胞更为凶残，此后数千年的历史当中，相关事例不胜枚举。这主要原因，便是伪军深恐不受新主信任，因此绞尽脑汁要与自家的旧国、旧主相切割，故而刃向同胞，绝不心软。当然啦，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伪军队伍虽然心狠手黑，战斗力却未必能有多强，但邓、石等人所统御的高句丽屯兵却又不同，因其多为贫民、奴婢，是勋趁机祭起了“阶级斗争”的法宝，刻意煽动他们和高句丽地主、贵族之间的仇恨，因此战斗精神极其顽强。

再说了，邓、石等许诺说，但得伐灭高句丽，即使彼等返乡，而且人人都有地分，胡萝卜吊在眼前，更加增强了动力。因此这些高句丽屯兵战意高昂，再加屯兵以兵法部勒，组织性亦强，邓艾已隐现名将之姿，指挥又得法，遂能以寡敌众，击退位宫。

位宫返国后越想越是羞恼，便在国中大搜，大捕屯兵们的眷属甚至亲朋。此举自然引了大规模的恐慌和怨恨。众人都道：“今为魏人御主上者，非自奔也，昔为魏人所掳者耳，主上不能救之。而反罪及妻孥，岂人君所当为耶？！”沛者得来苦苦劝谏，反为位宫褫夺其位。国内以东各村寨的高句丽百姓乃多因此而主动逃入魏境，日竟不下数百。邓士载正是见此情景，觉得良机不可错失。才通过董蒙、夏侯兰等人上奏，请求往征高句丽的。

然而当时正逢关东诸王乱起，朝廷无力支援，乃警诫辽东诸将，使不许妄开边衅。等到关东乱平，是勋写信向邓艾征询远征的胜算，邓艾回书侃侃而谈，其对局势分析之精到，所拟计划之细致，都使是勋拍案称绝。于是彻底放权。即命董蒙负责后勤，魏延协助运补，把军事总责都交到了邓艾手上。

当年秋末，邓艾率五千高句丽屯兵及五千魏兵，翻越千山山脉，浩浩荡荡杀入了高句丽境内，所到之处，势若破竹。

魏军之所以进展如此神速，亦多得马幼常之助也。当日马谡说降甘宁，即押其前赴洛阳。是勋见之大喜。他对这小年轻从来都没有什么恶感，原本历史上虽然栽了一个极大的跟头，但在是勋看来，实乃孔明之过——人各有其长也。马谡根本就不是一个领兵打仗的料，偏要让他从事他不擅长的工作，外行领导内行，吃败仗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于是着意笼络，而马谡也正想通过是勋来打开自己的上升途径，二人自然一拍即合。情密几如父子。

此番攻伐高句丽，是勋也把马谡派去了，任为邓艾的参谋。不过是勋单写密信给邓艾，说：“马幼常才器过人，好论军计，然实帷幄之士，非临阵之将也。若用其谋，必可致胜，若用将兵，丧败可期。”士载你可得多留一个心眼儿啊，别蹈孔明的覆……后车之辙。

马谡给邓艾出的主意，还是他那句老话：“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理论如此，那么具体应当怎么执行呢？是勋亦有秘计相授，那就是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

其实支撑古代中国，进而影响王朝兴替的，并非惯常认为的缙绅阶层，而是自耕农。当一个王朝初兴之际，往往自耕农数量极其庞大，所占比率最高，是国家赋税和兵源的最主要基础。若待王朝后期，土地兼并势不可挡，自耕农数量越来越少，则必然导致赋税、兵源无着，地方势力日益强大且势凌中央，那就距离灭亡不远啦。

高句丽就目前的社会状况而言，还徘徊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边缘，地方豪族势力庞大，所占土地、山林和拥有的奴婢、佃农数量远远超过自耕农。故此是勋授意，大军所到之处，要大力打击豪强，解放奴婢，并以所夺土地分赏之。若在中原地区搞这一套，必然引起整个地主阶级的顽强反抗，恐怕寸步难行，但在高句丽境内么——俺们作为“侵略军”，没把汝等附逆的豪强杀光就够仁慈了，还想保留自家土地和奴婢？焉有是理？！想当带路党？老子手下就有五千带路党，还在乎少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