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孙部长的侄儿这次到普安市来投资还另有文章，永远在省城的孙董事长怎么会突然心血来潮想要抢占湖大广场旁边那块地呢？

答案是，此人是江浩洋亲自邀请过来的。

当时江浩洋看余丹丹不顺眼，听说余丹丹对那块地感兴趣后，立即想到了打击余丹丹的办法，那就是联系了孙部长的侄儿过来亲眼看过了那块地。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江浩洋这种人原本就是十足的小人，小肚鸡肠，有仇必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小人实施报复手段的时候手段不一定光彩，目的却很明确。

说白了，无非是图一个自己心里痛快，让对方心里添堵。

这种损人不利已的事情，江浩洋不知道干了多少回，可他却一直都是乐此不疲，那心思好像不把余丹丹赶出普安市建筑市场就不甘心似的。

孙董事长是生意人，“无利不起早”一向是商人本性，也是市场规律使然，既然有钱赚，自然要来。

从古至今，国内商圈中从来都是政商才有机会获得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机会。

从大秦帝国的史上最红定商人吕不韦到晚清的红定商人胡雪岩，再到现代的李嘉诚，他们在蓬勃商业事务的同时，无不在国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挥重要影响。

“政府”和“生意”本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偏偏有些时候，政府部门个别领导会像商人一样干出“无利不起早”的事来。

2007年8月，扬州自来水公司股权转让项目招标，中法水务以8．95亿元投标得中，报价为资产价值的5倍左右。同年9月，威立雅水务以21．8亿元夺得天津市北水业49％股权转让项目，超出净资产额3倍。

调查显示，威立雅自1997年进天津获得第一个项目起的10多年时间，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价格先后上调了8次，由每吨0．68元提高到3．40元，上涨了好几倍。（5月14日《中国青年报》）

面对政府公共事业招标卖出超高价格，地方啊政府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

但有学者指出，外资如此溢价收购意味着将来要成倍地赚回去，负担最终都会转嫁到百姓身上，天津市消费者的命运就是明证。

政府由卖地赚钱到卖公用事业赚钱，这是摆在公众和社会面前的一个问题，与之相伴的是，政府的脸上写满了“利益”的字眼，俨然成了“无利不起早”的商人。

如果说，商人追逐利益是一种理性行为的话，那么，对政府来说，能到处伸出“逐利之手”吗？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纳税人的关系，就是对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生产和消费关系。其中政府是卖方，纳税人是买方，这就是著名的林达尔税收价格学说。

它旨在表明，作为整体的纳税人按照自己的喜好，通过向政府付费，即纳税的方式，订购公共产品，政府根据合同的要求，保质保量保时地完成公共产品的供给。而由卖地赚钱到卖公用事业赚钱，则明显违背了这一要求，相反，让公众看到了政府的逐利性。这是我们不能正视的。

必须明确，公共服务不管由谁来提供，不管用什么样的体制和方式来提供，最后负责的还是政府。

政府的脸面上不能写满“利益”字眼，更不能和商人一样“无利不起早”。这是常识，也是公众对政府的最起码要求。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

当官场中充斥着江浩洋和孙部长侄儿之流，利用特殊政治背景拿下工程赚取不菲利益的时候，其实政府招投标工作中必须遵循的公平公正规则早已被打破，这种现象导致的结果有可能就是一个个豆腐渣工程名正言顺诞生。

孙部长的侄儿搞地产业这些年，对于开地产地理位置的选择有一套自己的经验。他瞧着那块地旁边的湖大广场项目这么大的工程，心里就已经对这块地的价值做出了判断，当即做出了计划在这块地上投资一个高档会所的决定。

孙部长的侄儿当时只是贪图地皮价格便宜，位置又是极好的，所以通过叔叔的协助，以最快的速度先把这块地给占了，他却没想到自己无意中其实已经成了江浩洋对付余丹丹的一颗棋子。

这世道，很多事情原本是防不胜防。

并不是躲在某个角落不招惹任何是非，是非就不会找上你，只要你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就一定会有所谓的朋友想起你的用处来。

花花世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白云下的人们往往生活状况天渊之别。

自从李伟高和吕志娟意外车祸身亡后，邬大光的老婆最近一直生活在一种莫名的恐惧中，她就像神经质一样，一个人呆在家里的时候经常出现一些幻觉，时刻感觉有人要来对自己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