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政治抗议和军事威慑之下,还在不断劝阻洋人的清政府马上妥协了,撤了一大批最先对大明铁路工程采取不友好态度的地方官,甚至到最后连那些出现乡间势力阻挠铁路情况的地方,官员也无法保住职位。
因此很快地方官方的敌视态度就消失或者说被压制了,占满清官员比例绝大多数的明哲保身的地方官,不但自己不反对铁路建设,而且还要防备保守士大夫势力起来阻挠,以免让自己丢官。
在这种情况下,铁路才顺利的延伸进了河南和山西。
由于满清的配合,加上列强也表示关切,不愿意招惹麻烦的大明随即调回了在青岛和秦皇岛驻扎的軍队,但铁路公司组织的武装人员却没有裁撤,这些人拿着简单的武器,保卫着铁路沿线的安全。
这种因为官方和民间阻挠的力量,在这个灾荒时期,还不算严重,因为灾荒破坏了传统社会秩序,把守势力的根基宗族势力此时自顾不暇,他们虽然也组织了起来,但主要目的是防备流民,而且能够在灾荒中维持自己的宗族势力其实也是少数,他们犹如一个个被灾荒地区包围的孤岛一样,根本就无法联合起来,无法联合,就无法成为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
但大原则的冲突,却可能让已经紧张到极限的满清王朝变得偏激,此时满朝上下,即便是最乐观,也最喜欢说大话的满清权贵,也相当的低调和沉默,此时没人再讲治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之类的大道理了。
英法美俄和大明的联合交涉,大明军队的动员,太平军的北伐,新疆不但完全失去控制,连陕甘回乱都因为灾荒而再次爆了出来,左宗棠跟李鸿章淮军换防之后,从苏北调到了陕西,却还是无法镇压这股回人叛乱,整个关中平原本就战乱不断,灾荒一起,更是赤地千里,十里无人烟了。
内忧外困之下,顽固派士气低落,变得异常沉默,洋务派通过外交和赈灾工作,在政治上活跃起来。
可沉默也是一种力量,沉默意味着一种压力聚集的状态,当压力到了极限,必然要爆开来。
让保守派、顽固派爆的原因,正是大明侵入东北的行为。
铁路公司招募的劳工,一火车一火车的送到口岸,接着坐船来到大连,通过比救灾铁路更早修建的铁路,进入更北的地方。
灾荒爆前,就因为俄国人坚持修建恰克图铁路,大明决定修建一条通往北方的铁路,作为一种对抗。这条铁路早于救灾铁路半年开始施工,计划从大连通往满洲里。
铁路的起点在大连,但是铁路的中心则在哈尔滨,以哈尔滨为中心,这条铁路分成两段同时施工,哈尔滨以北到满洲里是一段,哈尔滨以南到大连是一段。
一开始并没有这种计划,而是踏踏实实从南到北修建,因为这样其实最节约成本,可以更容易利用后方基地的作用。
朱敬伦认为必须转移灾区人口之后,才制定了这种分段法,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的利用劳动力,才能让更多的灾民得到安置。
因此才有大批难民不但进入大连,也通过黑龙江和松花江水道进入哈尔滨,从哈尔滨往南往北,大连往北,分三个方向同时施工。
可是哈尔滨此时还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满清康熙时期,关闭了山海关,并在吉林修了柳条边,严禁内地百姓进入柳条边以北,原本生活在这里的满洲人,却大都随着清军入关了,于是导致整个黑龙江甚至大半个吉林都处在一种原始生态状况,除了个别军事据点之外,只有极少数当地部族存在,内地密集的农业耕作区在这里根本就看不到。
这也造成了满清在东北统治的薄弱,才给了沙俄在东北渗透的机会,结果黑龙江以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俄割占,对土地根本没有概念的满清虽然不可惜,但他们担心沙俄进一步南下,所以才在咸丰十年(1860)以后,开放了边禁。
开放边禁之后,虽然山东、河北一带的老百姓开始移民东北,但受到原始生态、交通条件的限制,大部分闯关东的人群,都局限在辽南奉天一带,吉林尚都是一片荒野,更何况更北的黑龙江了。
因此清政府对东北的控制力,依然很低下,这时候大明突然组织大批移民进入哈尔滨,名义上是修铁路好赈灾,可是突然就让守旧大臣,尤其是权贵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忧患冲击,他们认为大清或许会因此失去龙兴之地。
于是在强大的压力下,默认了大明在山东和河北修建铁路,默认了大明在灾区赈济灾民收买人心,大明将灾民转移到东北,其实并没有赈灾收买人心更让满清士大夫担忧,可是这是压到他们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退让了两次之后,他们认为这一次,已经退无可退。
于是以大学士倭仁为的保守派,联名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要求严禁大明在东北筑路。尽管他们也知道,修建这条铁路,可以安置成千上万的灾民,但是铁路通了,灾民活了,东北也失了。
对这些顽固派来说,灾民死了,以后还可以生聚,土地丢了,可就拿不回来了,最关键的是,而且满人再也回不去了。
少数八旗王公甚至出了拒敌,开战的愚蠢声音。
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次顽固派动的大反击前,之前异常活跃的洋务派突然集体失声,表现的异乎寻常的沉默。
在顽固派的强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有所行动,开战是不可能的,还得通过谈判解决,但谈判就必须洋务派出面,这时候他们才开始真正介入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