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诸位看官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些奇怪：以杨广的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素来是不肯让自己的计划被别人阻挠拖延的。萧铣为了平叛，请命让杨广下旨在江南正式施行租庸调法、从此废除异地服徭役的苦差，但是如果这个请求耽误到了来年对高句丽的最终致命一击的话，杨广又怎么会答应呢？

事实上，这里头，不得不再看清一点蝴蝶效应：历史上，杨广在第三次讨伐高句丽之前，对国内民力徭役的征发着实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运粮民夫的役使比第二次讨伐之前还重，仅次于第一次讨伐。

但是历史上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杨玄感叛乱中，杨玄感采纳了李密的下策、围攻东都洛阳。当时杨玄感这么做，一个很重要的连带后果，便是攻下了作为天下太仓的洛口仓，这座足有一千多万石存粮的大粮仓。所以，虽然历史上的杨玄感从自身战略的角度来说，做得比如今更差，但是他对大隋天下造成的伤害却比如今萧铣所在的这个时空更大。因为朝廷军粮的损失更多，杨广才不得不在第三次讨伐高句丽之前再次竭泽而渔滥用民力重新调集军粮。

而现在，杨玄感选择了北上涿郡，东都一带并没有被破坏，洛口仓也完好无损。加上辽东前线战场的态势也被蝴蝶效应极大地改变了——乙支文德在以为有可能靠绝粮而灭掉隋朝八十万大军的前提下，冒险死战，强攻柳城，结果战损了十几万有生力量。而杨广也在和乙支文德以及杨玄感的血战中死伤了不下于这个数目的军队。如此一来，因为来年要面对的敌人更加弱小了，朝廷需要出动的兵力规模也有所下降。

综合各方因素。朝廷不再需要为第三次讨伐高句丽而做太多后勤准备，也就不需要从江南再调集粮食到涿郡。如此一来，杨广自然可以开出让江南百姓从此不必过江服役运粮的空头支票。说到底。杨广除了爱面子、刚愎自用之外，智商其实并不低。在实用主义方面还是很看重的。若非萧铣的建议在实用主义方面与杨广的大计并不违背，他是不可能答应这一点的。

……

解释了那么多来龙去脉，且让咱把视线移回萧铣这边。大业八年九月中旬前后，萧铣终于从涿郡，走大运河，踏上了南下平叛的道路。与他一路同行的，有房玄龄等幕僚，也有来护儿重新借调到萧铣手下的来整、秦琼等将领。以及魏征等在河北之乱中被裹挟进杨玄感逆党、又被萧铣查清其情、洗脱冤屈后收服的低级官吏。

别看历史上魏征貌似又臭又硬。但实际上也是个果断敢为之人，否则也不会劝说李建成对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如今魏征被裹挟之前，也不过是一介郡丞幕下的书记官，有萧铣这样官声素著的名臣征辟他当幕僚，而且颇为礼贤下士，魏征没有不纳头便拜的道理，故而其中吃喝谈心赏赐之类的过程，实在没什么好多说的。

和魏征情况相同的低级文官足有七八个人之多，大多都不是什么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大名的角色，萧铣都不认识。全部是房玄龄一力考察后举荐留用的。当然也有个别漏网明珠，名声足以被萧铣所知——

比如其中有一个不过二十四五岁的年轻文官，名叫杜如晦。这杜如晦大业三年时被朝廷征辟为赵郡滏阳县尉。做了两三年见天下乱情将起，就辞官不做，但是留在了赵郡（今河北邯郸）隐居。如今因为杨玄感之乱往河北发展，赵郡也是杨玄感重灾区，所以杜如晦因此蝴蝶效应成了被裹挟从贼的嫌疑人，靠房玄龄洗脱冤情后暂且塞进了萧铣的幕府。

除了魏征之外，还有一类官员也和萧铣同行南下，这些官员多是此前官位已经比较高、没法直接施恩后收服为自己私人幕僚的，比如高士廉等。这些人有些虽然脱去了参与谋反的罪名。但一个交友不慎的错处是免不了的——哪怕你仅仅是此前和杨玄感或者斛斯政私交太好，算不上罪。但此刻也免不了被朝廷贬官处分。

当然，这些人里头。不可能所有人都和萧铣同行；比如那些被弄回关中老家家里蹲的官员，便不和萧铣顺路。顺路同行的只是一小撮被朝廷施加了贬官到南方做流官的人员，比如高士廉就是因为和斛斯政关系太好，通信过密，杨广一道旨意，把他从治礼郎这种清贵京官贬到了岭南去做交趾郡通守。

论官员品阶，交趾郡太守好歹也是一郡副官，就算交趾是最下的郡，其郡守也有从六品的行政级别，按说还比治礼郎高一级。不过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调任确实是一次贬职——毕竟隋朝的时候，交趾郡已经挨着林邑了，是大隋疆土最南方最蛮荒的所在，简直就不是人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