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标题是《沙州市纪委、监察局关于严明纪律确保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顺利进行的紧急通知》，内容分为“严格政治纪律，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建立工作责任制，严格疫情公布制度，加大监督执纪力度、严厉打击利用防治‘非典’名义从事的各种违法行为”五大部分，这份文件基本上将周昌全副省长“硬”的一手体现了出来。在严格政治纪律中有这样一段话：“党员在‘非典’时期更应该体现先锋模范作用，对不遵守防非工作纪律、擅自脱离工作岗位的党员，开除党籍，是行政和事业编制干部的，开除公职。”

等到侯卫东目光从文件中离开，济道林问：“你是防非办主任，最了解情况，看一看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和遗漏之处。”

侯卫东在脑中将这份文件与自己拟出的七个关注点进行了对照，道：“‘非典’病人相比其他病人，特殊在于传染性，我们必须强调医院的责任，凡是遇到疑似‘非典’病人，不许推诿。这就相当于我们日常推广的问责任制，又相当于出租车，不能拒收任何一个客人。我建议在文件中要特别强调此条。”

济道林道：“这一条很重要，就叫诊负责制。”

侯卫东在向济道林介绍了人民公园旁边社区医院生的围阻事件后，道：“这件事情生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应该如何公布信息，‘非典’是恶性传染病，影响面宽，如果信息公布不及时，必然会有谣言产生。谣言多了，会引起社会动荡。”

济道林额头上的川字紧紧锁住，纠结在一起，缓缓地道：“从八十年代算起，沙州就没有生过大的疫情，不仅农村地区卫生体系薄弱，城市的卫生体系同样不堪一击。我担心公布疫情的方式不妥当，有可能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

内紧外松是这些年常采取的工作办法，事实证明此方法在处理绝大多数问题上都有效。只是“非典”疫情不同于以前遇到的任何事情，稍有不慎，通过飞沫传播的烈性传染病患者就有可能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如此重创。

侯卫东是防非办主任，看了大量资料，知道“非典”厉害，他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从各地的新闻来看，上海、北京、广东等地都公布了疑似和确诊病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先后正式谈到了‘非典’疫情，坚持及时公布信息，这是制止谣言的最好方式。如果沙州出现了确诊病例，就会涉及医院治疗、接触者和疑似病人的隔离观察，涉及面非常大，根本不可能封锁信息。我们坚持按时公布疫情，或许会引起短暂恐慌，但是长久来说是有利的。”

济道林额上皱纹紧锁，道：“如果布疫情信息后，引起社会恐慌，这将是一场灾难，谁能承担这个责任？”

侯卫东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坚持认为及时准确布信息引起的恐慌，将远远低于谣言引起的恐慌，捂着的盖子就是谣言的温床。”

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按照市委书记朱民生的要求所写，朱民生专门提出要严格疫情公布的方式和时间。听到侯卫东对疫情公布方式毫不迟疑地反对，济道林沉默半晌，道：“你的说法很有道理，到底如何公开疫情信息，在今晚常委会上要提出来研究，以常委会纪要为主。”他起身告辞，走到门口，转身与侯卫东握手，道：“卫东肩负着重任，责任重大啊。”

看着济道林的背影消失在走道上，侯卫东重回办公室，他拿了一张纸出来，用钢笔在这张纸中间画了一条线，将这张纸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写下信息完全透明的好处与弊端，另一部分写下信息不完全透明的好处与弊端。

最终，他还是坚定自己的想法。

在四点四十分，晏春平将防非办写的报送市委常委会的材料送了过来。这篇文章中规中距，也算不错。侯卫东略作修改便算过关。

七点，市委常委会会场。

防治“非典”工作是第一项议程，这一项议程有两方面的内容，先是由卫生局许庆蓉报告沙州市防治“非典”已经做了的各项工作，以及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随后由沙州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就《沙州市纪委、监察局关于严明纪律确保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顺利进行的紧急通知》向市委常委会作报告。

对于防非办前期的工作，市委常委们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出的几个建议全部通过。但是对纪委的《紧急通知》，常委们有不同的意见，争议最大的地方在信息披露方面。部分常委支持“完全披露信息”，另一部分赞成“不完全披露信息”，争议双方都是为了防止社会恐慌，分歧在于具体的手段。代市长宁玥是完全披露派，副书记杨森林是不完全披露派，纪委书记济道林原本赞同杨森林的意见，提前与侯卫东沟通以后，他的态度变得含糊起来。

侯卫东是列席人员，在沙州，所谓列席者，可以在被询问时言，但是没有表决权。他是防非领导小组副组长、防非办主任，掌握了最多的一手资料和丰富信息，由于不是常委，在实质上的最高决策机构里，失去了应有的话语权。只能听着干瞪眼，将一肚子主意藏肚里。

常委们讨论以后，市委书记朱民生定下调子：“既然大家对信息披露有争议，省里又没有明确要求，我们不必太着急确定披露方式，当务之急是防非办继续做好工作，确保万无一失。我强调两点，第一，在《紧急通知》中暂时不提此事，信息披露改成信息报告的内容。对于下一步信息披露的程序和方式由侯副市长提方案，侯副市长要盯着省防非办，最简单和最正确的方式就是他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侯卫东听到朱民生给自己增加了责任，表面上一本正经点头，心里暗道：“我列席会议，没有言权，就是一个哑巴，随便别人如何安排。”转念又安慰自己道：“党委和政府各自有职责，这是由体制所决定，我怎么会有很憋屈的感觉，这种情绪不正常，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

朱民生顾盼自雄，他自然不会顾忌一位年轻副市长的想法，道：“第二，我在这里强调工作责任制，每位常委、副市长都有自己的工作范围，同时部分领导还联系了具体的地区，不管是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还是联系的具体地区，只要出了事，担负同样责任。举例来说，东城区若是有一起确诊病例，但是没有预防和控制好，东城区的东方胜和联系东城区的常委，都要承担相同责任。再比如，教育系统出了事，侯市长和当地地方领导都要承担相同的责任。”

常委会决定的大事，由政府来执行，这是由体制所规定。侯卫东明白这个道理，也觉得无可厚非，可是离开会场后，总是感觉在不知名的地方有块小石头压着、堵着神经和血管，莫名其妙觉得不舒服。

平心而论，沙州市市委常委们多数还是挺尊重侯卫东的，在常委会前，济道林副书记还特意来向他征求意见。可是，他作为政府副职只能列席最高决策层的会议，在会上只有旁听权力和被动接受询问。而最纠结之处是在研究防治“非典”问题上，他比任何有权言的人都要了解“非典”是怎么一回事，有一肚皮的意见，却并不能进入最高的决策机构。

侯卫东曾经做过成津县委书记，具有最终拍板权。此时成了副厅级，反而失去了拍板权，让他颇不习惯。但是要具有更高的拍板权，上一级副职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我今年33岁，一定要在35岁之前成为常委，在38岁之前成为正职，最差的表现应该在此届结束成为副书记，否则我的年龄优势将不复存在。”从会场出来，侯卫东对自己的人生再次进行五年规划。

在岭西，领导升职采取的是党委和行政交错上升的路径。交错升职有三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党委和行政在体制上是分开的；第二个前提是党政干部实质上是一元的；第三个前提是党委决策系统比政府执行系统在实际使用中要高半格。

具体来说，从镇里来说，镇长干得不错再任党委书记，镇党委书记要升官就可能当副县长，副县长干得不错就可以进常委，然后再升职当县长，县长干得不错才有可能当县委书记。市、省一级的升官途径基本如此。如此流动，使得政府系统干部流动到党委系统，即使是同级别流动，也被认为是一种晋升。体制内如此安排升职是有道理的，干部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经受实践锻炼，而被实践证明能力更强、素质更高、经验更为丰富的干部得以进入党委系统，从而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并保证了党委决策的相对全面和正确。

自从当了成津县委书记以来，侯卫东的政治理想就开始渐渐觉醒，他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胸中抱负，必须要在这个体制内有位置，否则说话等于放屁，更别谈实现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