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更）

李从璟在刑部大牢找到了孙芳传，因为是犯的关系，他被押解来洛阳的时间很早，正因为对他审讯得比较得力，张春来、孙兴等人才浮出水面。孙芳传如今面色并不太好，虽然没受什么刑法，但连日来遭遇的精神折磨，应该比身体上的创伤更加痛苦。

孙芳传告诉李从璟，他跟汴州宣武军节度使孔循并无交情，对方不可能因为要保全他，而将太原官员半道截下来。孙芳传之所以认命，是因为即便没有太原那些官员作为人证，仅李从璟现在掌握的证据，也足够让他丢掉性命。

李从璟与孙芳传谈了半个时辰，经过仔细观察，前者认为后者并无说谎的迹象。

从关押孙芳传的监牢里出来，李从璟又先后去见了孙兴、张春来。

在太原官员即将进入汴州地界的时候，宣武军有异样调动，孔循也有不同寻常的表现，这当然会让李从璟不得不顾忌，孔循是否有意截下那些太原官员，不让对方入朝，或者干脆让宣武军佯装成盗贼，半路杀之。

如果孔循不是为了孙芳传，那便极有可能是为了孙兴、张春来。

作为之前短暂的朝堂重臣，如今有数的地方大员，坐镇汴州要地，要说孔循与朝中官员没有密切往来，李从璟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既然推行新政不力的孙芳传，因为与张春来、孙兴等人有所勾结，所以朝廷不能及时察觉他的真面目，那么孔循在汴州进奏官告密之前，同样被视为推行新政恰当的官员，就极有可能也是朝中有人帮他掩饰。

——汴州进奏官的告密之举，固然有为自己谋、想要立功的原因，但何尝不是新政得人心、朝廷得人心的表现？

面对李从璟的讯问，孙兴的表现是拒绝说话，打定主意要守口如瓶。李从璟用上了刑讯手段，也没能让对方开口。这位在前段时间的审讯中，已经精神濒临崩溃交代了许多东西的刑部侍郎，在听闻汴州异动之后，出奇的状态稳定下来，咬紧牙关奋起抗争。

这让李从璟基本确认，汴州异动，与孙芳传案涉及的某些朝廷重臣有关。并且那批太原官员中，就有能影响某些个朝廷重臣荣辱甚至是生死的人。孔循要控制、杀害那些太原官员，是为保全某些个朝廷重臣，也是为保全他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循极有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汴州进奏官告了他的密。他的种种举动，并不是在得知朝廷要整治自己后的反抗。

如果是这样，单是为对付太原官员，孔循就不惜让军士作乱——不管他采用何种方式，最终都不可避免有罪，那只能说，太原官员的确关系某些个朝堂大员的命脉，而那些朝堂大员，则关系到孔循的命脉。

孙兴的及时“醒悟”与惜字如金，则是可能看到了一线生机，正是这一线生机，让他决定把态度由合作转变为不合作。

这让李从璟察觉到，孙芳传案与孔循案，怕是水深得很，如若不然，在他面前，孙兴也不可能还妄想求得那一线生机。

在孙兴这里得到有限的东西后，李从璟又见了张春来。

出乎意料，比之平日行事乖张，看起来很厉害很强势的孙兴，张春来这位平素言语不多、为人和善本分的户部尚书，倒是对李从璟说了一番话。

“天下积弊长久，已经快到积重难返的地步，藩镇、州县如此，朝堂亦是如此。陛下、殿下是世间明主、贤王，壮怀激烈，有意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于是大行新政，精简、充实禁军，削弱藩镇、整顿州县，以求强干弱枝，集中天下权力于朝廷，廓清宇内，再创盛世。然，治国如医人，伤患积重难返，医者欲起死回生，在用药之前，必要对伤患之病情一清二楚。今，陛下、殿下欲根治天下，可曾尽知天下病理，又深知医治之术？”

李从璟没想到这位老尚书会突然来这样一番话，遂耐住性子，等对方继续说下去。

未着囚衣只是素衣在身的张春来，坐在阴暗的监牢中，仰头喟然道：“朝堂之上，上至衮衮诸公，下至六部员外郎甚至是书吏，但凡手里有些权柄的，在这众人皆醉、举世浑浊的世道里，又有几个能出淤泥而不染，真的身家清白？安史之乱后，肃宗建号于灵武，用郑叔清为御史，于江淮间豪族富商之家，率贷及卖官爵，以裨国用。德宗讨河朔及李希烈，物力耗竭，乃兴苛捐杂税，取赋于天下，京师税百姓屋宅，又统计商贾资产，以分数（总资产的几分之几）税之，又令天下权贵、官员、富户出家童、牛羊，以助王师征伐。公器私物之分，至此已然废矣。”

“初，兴元克复京师后，府库无财，乃令诸道进奉，以资朝廷之用，而后朝廷常有索取，便是到了乱贼平定而朝廷无事之时，赋税之外，进奉不息。当是时，江西有月进，剑南有日进，诸道藩镇，遂竞相进奉，以固恩泽。节度使为敛取钱财，托言密旨，大肆盗贸官物，时蔬鲜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而其豪夺之财，十献其二三，余者悉入私囊。裴肃为常州刺史，因进奉殊多，未几便得升迁，天下刺史进奉，由此而始。严绶为判官，倾军府资财进奉，又得升迁，天下判官进奉，由此而始。诸道州县之外，又有盐铁、漕运、仓廪诸监。天下官员，进奉朝廷，财货之物，入府库者几何，入朝堂诸公私囊者又几何，善钻营者，又岂能不与朝堂重臣相交？陛下虽罢天下进奉，然因进奉之制而起，诸道藩镇州县官员，与朝堂重臣连结之事，又何曾罢了？”